一个发生在王朝末世，而且是一个异族王朝末世，甚至后来打出民族主义旗帜的农民起义，居然没有得到士大夫的响应，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战争的天平开始倾斜

清朝作为满族统治下的王朝，在政治上的确存在很强的民族压迫，尤其是对汉族士大夫的压迫。它不仅在整体的权力分配上重用满人，监视汉人，满人的入仕机会比汉人多得多，而且为了压制汉人的反抗而大兴文字狱。大家常将明清文字狱连在一起说，实际上清朝的文字狱比明朝要严重得多，可以说历朝历代文字狱最严重的就是清朝。普通百姓对于民族压迫未必有很强烈的感觉，因为满人比较聪明，满人不做基层官员，这就相对隔离开了普通汉人百姓和满人统治者。但士大夫是能切身感受到这种压迫的。

上一讲中提到，任何一场农民起义，如果没有士大夫的参与，基本上是成不了什么大事的。那么太平天国作为农民起义，已经具备了很多有利条件，为什么没有得到士大夫响应呢？这是因为他们的宗教虽然是基督教跟中国文化结合的产物，但结合的那部分是他们领袖的朴素的农民情结，他们对于中国文化中上层文化的儒家文化采取了一种排斥的态度——其实他们对儒教也没什么实质性的反感，就是打碎了孔子的权威，把孔子变成了一个小丑似的形象。

对于这一点，士大夫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容忍的。对他们来说，王朝的更迭不是大问题，但如果有人对士大夫说整个儒学体系一文不值，那么我想他们基本上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是他们历朝历代赖以生存的立身之本。所以，曾国藩起来以后，他的动员纲领就是卫道。他在《讨粤匪檄》中刻意强调了太平天国对这种传统圣道的摧毁。其实太平天国有点冤枉，他们真没摧毁儒教。太平军一路上摧毁的是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他们把庙全拆了，把菩萨泥胎全砸了，但士大夫对那些并不是很在意。士大夫受不了的是太平天国连孔子都不在意，甚至把孔子变成一个小丑似的形象。

实际上，太平天国也做了些努力，他们也开科举取士，希望有士大夫投奔。但真正去的只是些低层次的人，最高是属于秀才这一级的，而且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牛的人。有些挺有才华的人，比如钱江、王韬、容闳他们，都是先到太平天国，之后发现这个地方不行，根本没有他们的生存余地，就又退出去了。所以，太平天国归根到底是一个农民自己的起义，其中混杂了大量社会边缘人士。到了后期，尤其是1856年天京事变，杨秀清跟洪秀全闹内讧之后，大量的流民、土匪、绿林好汉，以及像捻军这样的半匪半割据的势力全部进来了。

太平天国前期，原来的那些老“粤匪”，即两广那帮人，由于拜上帝教这样的宗教的约束，纪律还好。但当上述那些人大量涌进来后就惨了，他们打着太平军的旗号，烧杀抢掠什么都干。太平军对江南的破坏主要在1856年以后，他们在那一年占领了苏州、常熟、杭州等地，所以像这样的军队素质实际上毁了太平军。那时候太平军已经觉得实力减弱，所以不管什么人，只要打了太平军旗号，只要愿意服从太平军，太平军就给他封号。这样一来，这支农民起义军纪律更坏，更像匪了，这当然就更进一步地排斥了士大夫。所以此时，这个农民起义的命运实际上已经定下来了，后期无论怎样挣扎都无法成事了。

这是一场旧式农民起义，但是它具有一些新的因素。前面讲了宗教因素，如果没有这个因素的话，太平军不会有那么强，很难兴起，但是这支军队的失败也跟它有关。此外，还有一个因素，是属于西方器物的因素。太平军不排斥西方事物，他们到了江南以后很快发现，洋人的枪炮很好用。而当时政府和士大夫对采用西方的器物还是有障碍的，包括湘军也是如此——湘军崛起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用过洋枪洋炮。太平军发现洋人的枪炮很好用之后，便开始大量采购，所以在李秀成和李世贤这样的军队里有大量的洋枪炮。

当时曾国藩把李鸿章派到江苏、上海新组织起一支军队，即淮军。李鸿章刚跟太平军对阵的时候，面对李秀成的部队，他觉得非常吃亏，因为对方是几千杆洋枪一起轰击，那种仗根本就没法打。然后李鸿章才开始琢磨引进洋枪洋炮。那段时期，对阵的清军和太平军都比着用洋枪洋炮，所以当时洋枪洋炮的走私是最火的生意，很多洋人都在做这个买卖，甚至传说有些传教士也用他们的圣箱来倒卖军火。

那个时代，西方枪械正处于一个转折变革时期，就是从前膛枪向后膛枪转换的时期。这一系列转换进步得很快，从最老式的前膛枪开始，后来就是火绳枪、燧发枪、后膛枪、有膛线的枪等。但是这样一来，前面的款式也被淘汰得很快，只能卖废铁，然而它们在中国找到了销路，而且销路很好，其实从那以后直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都是如此——中国实际上是一个万国武器库，所有的这种淘汰枪支都卖到中国来了。

当时，清军里有洋枪队，比如李鸿章有常胜军，左宗棠有常捷军，这些其实都是洋人搞的。太平军那边也有洋人，太平天国文献里很著名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就是英国人呤唎写的，他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参加并帮助太平军的洋人。此外，清军洋枪队最早的副队长白齐文，在清军那边混得不好，后来也跑到太平军这边来了。

那个时候，中国突然之间变得有很多机会，于是就有很多西方的冒险家来到中国，有一些是经商——当时经商主要是倒卖军火，还有一些是来打仗的。有些人经商不在行，但可以当雇佣军，所以就有了雇佣军。像美国人华尔这样的洋枪队队长，他最早是美国牛仔，也跑到中国来冒险。雇佣军在西方一直都是一种行业、一种买卖，到今天还挺兴盛，收益颇丰，像什么黑水公司就是雇佣军。这帮人就是职业的军人，他们没什么正义、民族、国家的概念，就把这当成生意，给多少钱干多少活。对他们来说，哪有生意去哪，中国有生意就到中国来了。

士大夫跟农民是不一样的，农民接受西方的东西没有障碍，看到好用就拿着用，但是没有进一步组织和升华的能力。而同样是洋枪，到了淮军手里头，就跟在太平军手里不一样：淮军可以接受洋人的帮助，并在洋人的帮助下，把军队按照洋枪的档次、型式进行改编，使洋枪的作用能发挥得更好。比如，他们很快学会了用方阵，前膛枪用方阵威力是很大的，如果不用方阵，一枪放过去就拉倒了，后面一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呢。洋枪队最后变成了汉人是兵，洋人是教练。

太平军也用了炮，但是用得不好。而淮军洋炮用得比较好的关键在于，洋枪队后来的首领戈登是一个炮兵奇才。戈登用洋炮的特点是会计算，他懂得用正弦余弦去计算射程和角度，通过这边的角度就能算出从这边到对方城头有多少公尺，该用什么角度射出炮弹。如果射程不够就往前推进，如果射程远了就往后挪。他每次都测量，这样每次都打得非常准，他们炮兵在当时就属于西式炮兵。这些正弦余弦的算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中学学的那点东西，但是当时中国人不会，中国人最初用炮就是瞎蒙，目测估计一下，打远了再调一下，几炮打出去，对方反击过来，这边就完了。淮军看到戈登测得很准，便也学了一点，至少大体上会用了，这样他们用炮用得就比太平军好。

太平军兴起后，洋人曾去考察，考察完多数人觉得太平军不错，只有美国公使说太平军不靠谱。时间久了，大家都说太平军不靠谱，认为如果太平军当家的话，可能比清政府更难对付，更没有章法，所以他们觉得还是支持清政府好些。而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以后也基本上全面屈服了，于是洋人就对清军进行武器帮助，对太平军进行武器禁运。本来就制度和军事组织而言，太平军已经差一档次，如果武器再跟不上，双方胜负优劣就更加明显了，于是战争的天平开始倾斜了。

关于太平军的几个问题

太平军有几个问题一直以讹传讹，这里做些解释。

人们在一段时间里认为太平军实际上是解放妇女的，他们设置男营女营，有女兵。实际上太平军没有女兵，而且对妇女的禁锢比清朝还厉害，男尊女卑礼法的讲究也比清朝厉害。这个道理很简单，农民暴发之后，除了摆阔之外，剩下的就是“我要更讲究，这能证明我不是暴发户”。所以，解放妇女实际是我们后来给他们加上去的。

还有一个是《资政新编》的问题。《资政新编》是太平天国的一个亮点，农民起义能提出这样一些具有西化色彩的纲领很不简单，因此洪仁玕也被看成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但是，当时《资政新编》和《天朝田亩制度》实际上是并行的，颁布《资政新编》的同时也再一次颁布《天朝田亩制度》。但这两个东西根本是格格不入的，《天朝田亩制度》其实是一个农业式的军事共产模式，跟《资政新编》完全是两股道上的车，这两个东西怎么能一块出来呢？这实际上证明了当时的领导者其实根本就不明白怎么实行《资政新编》这套方案。实际上最后也没能实行。

再说洪仁玕。洪仁玕被任用总理朝政，其实就是天京事变之后，洪秀全把石达开逼走，任用自己亲信的一贯做派的延续。洪秀全的两个哥哥——洪仁达和洪仁发是超级饭桶！洪秀全的智商也不是太高，只是宗教狂热度比较高而已，而他的两个哥哥完全是小肚鸡肠、鼠目寸光。让这两人当朝，其他人几乎都受不了，正好这时候洪仁开回来了。洪仁开是洪秀全的堂弟，算是他们家人，而且毕竟见过点世面，相对那两人来说稍微好一点，所以就任用洪仁玕了。从洪仁开的自述上看，他到死也不认为洪秀全任人唯亲是一种错误。太平天国后期的领袖，像李秀成这样的，根本看不起洪仁玕，李秀成在自述中几乎没有提过洪仁玕。洪仁开虽然提出了《资政新编》，但他没有什么高招去拯救这个王朝，对于洪秀全的错误也没有什么基本的认识，所以我们不能过高评价这样一个《资政新编》。过去的太平天国研究中对《资政新编》的评价太高了，其实它只是一张纸而已。

湘淮两军——汉族士大夫的崛起

我们讲太平天国，必须提到的一个相关问题，就是汉族士大夫的崛起。太平天国对于中国历史的贡献之一，就是它的确改变了中国当时的政治格局。那段时期，不仅仅是太平天国闹得凶，从南到北遍地都是农民起义，北方有捻军，南方有天地会起义，广东有红头军起义，西南有云南回民起义，甘肃宁夏一带也有回民起义，反正遍地烽火。当时北方好多地方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形：随便拉一帮人来去抢一个戏班子，把人家演皇帝的行头拿过来披挂在自己身上，搭一个棚子就开始称王称帝了，什么军师丞相、三宫六院，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实际上这种局面说明，这个王朝快不行了，它的绿营军不行了，八旗军不行了，作为总预备队的蒙古骑兵又被英法联军歼灭了，真是没有什么可拿得出手了。

这个时候如果不是汉族湘淮军的崛起，清王朝就真的完了。之前，清朝政府对于汉人有很多防范，中央官职满汉两套，看似平等，实际上，六部堂官皆是满人掌权、掌印，汉人干事，无一例外。各地的督抚，重要的位置，基本上都是满人当。清朝就两个重要的督抚，一是直隶督抚，一是两江督抚，两江督抚有时候还会授予汉人，但是直隶督抚很少授予汉人。

各地驻防八旗首领实际上是和督抚平起平坐的。驻防八旗首领有的是将军，有的是都统，目的就是监视汉人。满人统治者对汉人非常不信任，林则徐禁烟的时候，当朝皇帝对他寄予那么高的期望，一有人进谗言，马上把他撤了，发配新疆。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在野的汉人士绅崛起了。湘军一直人数都不是很多，但是仗打得非常漂亮，虽然也失败过，尤其是和石达开对阵时，但是总的来说，湘军是胜仗比较多，打得相当顽强。在这种危机情况下，清廷一些满人就改弦易辙了。最早变革的，实际上是后来被政变搞掉的肃顺他们一伙人。肃顺是咸丰皇帝很信任的一个人，我们可以叫他宠臣，但这样说其实对他不怎么公平，他是非常受皇帝信任的，也是最聪明的一个人。肃顺是一个满人，他那时候已经看到了问题所在，他公然地宣称满人不行，得用汉人。所以信任汉人是从肃顺开始的。

曾国藩打了胜仗以后，咸丰皇帝本想让他当湖北巡抚，然而当时的朝廷军机大臣祁寯藻说，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一介匹夫，没有官职，匹夫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此非朝廷之福。咸丰于是把这件事放下了，后来在肃顺的坚持下才给了曾国藩地方实职——两江总督。这是肃顺的功劳。

如果一直不给曾国藩地方实职的话，湘军就很难办，因为湘军在体制内就是民团。国家是不给团练发军饷的，那么钱从哪里来？当时钱江出了个主意，可以开征厘金，就是收商税，这是好主意。但是开厘金、设厘卡必须得有行政权才可以，否则商人是不会交税的。所以当曾国藩还没有职务的时候设厘卡，经常会被地方政府赶走，他们的经费很紧张，一开始是凑出来的。朝廷那时候重用胡林翼，胡林翼是帮助湘军的，他不是湘军的头，但实际上可以当湖广总督的家。当时的总督满人官文比较乖，他自己没啥本事，但知道胡林翼能干，于是默许“我不管你，你爱怎么干怎么干，但是功劳首先是我的，往上报的时候首先得报我，因为我头衔高”。胡林翼也很乖，每次打了胜仗就顶着官文的头衔上报。后来中兴名臣，官文的位置是排得很高的。湘军就这样成长起来了。

湘军是一个跟绿营、八旗不一样的军队，它最大的特点是兵为将有，这一点跟后来的新建陆军也不一样。曾国藩是模仿戚家军的模式建的湘军，但是区别在于，戚家军是将领们建的，而湘军是儒生建的，一种儒生带乡农的模式——就是说曾国藩弟子门生很多，这些人都下乡招兵，招那些最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不要城市痞子，更不要当过兵的，就是要这些农民。招了以后，这些兵都是一个地方的，将领就是当地乡绅，士兵就是本地乡农，当然凝聚力很强了。你招来的兵，为你负责，招多少人，就给多大的官当，一旦这个招兵的人死了，那这个营也遣散，没有了。所有的人都跟曾国藩有这种师生关系，都服从曾国藩一个人，他不发话，谁也调不动。

曾国藩觉得，当时绿营兵关键是没有道义感，士兵跟将领之间没有人际关系的联系，打仗的时候直接给你派过来，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联系，那我为什么给你打呢，为什么我听你指挥，为什么替你卖命呢？但是湘军就不一样，这实际上是个共同体，大家是有密切关系的，本来就是一个村出来的。当然这就去玩命了！大家一块，要渴一块渴，要饿一块饿，湘军有很强的道义感。

这样的军队不是国家军队。别看绿营、八旗很松散，但它是国家军队，是国家所有的。有些军官能吃空饷，是因为每个士兵的薪饷都是国家发的。但是湘军怎么吃空饷呢？你敢在自己乡里乡亲面前，说我就吃空饷吗？这不可能的，做不到，否则会被人骂死。但是，兵为将有的确是有军阀的苗头了。无论是五代十国还是藩镇，都存在这个问题。既然国家指挥不了兵，只有将领能指挥，那么一旦时机成熟，将领告诉士兵去反政府，他们也会去反的。曾国藩靠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儒学道义感。他是个理学家，他刻意强调的是这种儒学道义，并以身作则，所以整个湘军的道德感特别强。但淮军稍有不同，淮军是李鸿章建起来的，李鸿章很灵活，有些痞气。他的部下，都是他在安徽做团练时的兄弟，什么人都有。他的军队不怎么讲道义，但讲义气。

曾国藩这个人打仗，在战略上很有一套。他认准了太平军的格局是沿长江一字长蛇，只要从长江上游往下打，就可以打灭它。湘军就按照他的部署打，但太平军在李秀成的率领下进攻江南，江南是中国的财富之地、漕粮之地，中国的财富主要是靠江南出的。当时江南告急的时候，朝廷调湘军，曾国藩不动，但也不得不应付一下，于是就派李鸿章带几个营的老湘军，李鸿章自己再招些人马，于是有了淮军。李鸿章实际上就是曾国藩的入室弟子，是很聪明的一个人。曾国藩的性格跟李鸿章是不一样的，曾国藩很刻苦，意志很坚定，识大体，但他脑瓜没有李鸿章灵活。这两人其实互相都挺欣赏的，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幕中一直在干事，但他们之间有过冲突。比如最初李鸿章经常起不了早，但曾国藩是天亮就起来吃饭，其他幕僚也随之早到，可李鸿章就起不了早，于是两个人就起冲突。曾国藩就想，你要不想混就走。于是，李鸿章说我的睡懒觉就是被老师改正的。但即使如此，他们俩还是有些不合，毕竟李鸿章不是一个能长期当幕僚的人，他总是要独当一面的。这个曾国藩也知道，这个时候有了机会就把他派出去了。但是李鸿章的兵不够，于是就回老家安徽招兵。曾国藩是个理学家，行事很古板，常写日记反省自己，下盘棋就反省自己，看到个漂亮姑娘也反省自己。他觉得必须每日三省五省的，但是李鸿章不是这样的人，他交的朋友也不一样。他的家乡有一帮不是很守规矩的人，就算是乡绅也是一些比较邪的乡绅，比如说盐贩子或者跟盐贩子有关的人，跟土匪有关系的一帮家伙，但到这个时候都很厉害了，一旦有事的时候他们就会起来。等于说，李鸿章拉过去一批现成的兵，然后组织成一支淮军。

淮军的组织模式其实还是湘军的，但是等到了江苏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已经不是儒生带乡农的模式了，而是一帮杂七杂八的人，甚至好些都是太平军的降军。这些人在湘军是不受重用的，但到了李鸿章这儿，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只要能干事，就会受到重用，金钱美女，要什么给什么。所以淮军的风格跟湘军完全不一样，但是确实很实用。淮军的西化程度也非常高，只要有用什么都可以学。洋操有用就学洋操——以前的中国军队是不搞列队，不搞齐步走的——所以淮军的口令“向前看齐、齐步走”全都是英语，直到淮军教练走了还是英语，一口安徽口音的英语。

淮军跟湘军有一点一样，就是也是兵为将有，军队不跟朝廷走，跟将领走。这两个湘淮军首领被重用之后，其他人都开始效仿。有很多很多支军队，既不是淮军也不是湘军，但都是按湘淮军模式建立起来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由汉人的士大夫组织军队，来报效国家报效清朝。

“同光中兴”

正在战争的紧要关头，朝廷发生政变了，咸丰死后，肃顺他们被干掉了。咸丰皇帝的妃子叶赫那拉氏给咸丰生了个儿子，于是她就升格为西太后了。大家不要认为西太后是一种尊称，在满人眼里是以东为尊的，东边是大的，西是小的。也就是说，凡是讲史，称叶赫那拉为西太后多少带有一点贬义；称她为慈禧太后则为褒义，因为慈禧是她的封号，是很光明的形象；如果再贬一点，就称她那拉氏，康梁失败以后，就一口一声那拉氏是先帝的一个小妾而已，把她气得够呛。

原本，咸丰死后，当家的是肃顺等人。西太后联合在北京的恭亲王奕?发动政变，这场政变绝对不是西太后自己发动的，恭亲王奕?在开始的时候起了很大的作用。奕?是咸丰皇帝的兄弟，他俩当年最被道光看重，而且论才能实际上是奕?要高一头。传说是咸丰的师傅杜受田比较高明，皇帝领他们春天打猎，按理，诸王子应该各显其能，结果咸丰什么都没打，空手回来了。道光问其原因，咸丰回答，正好春天，万物萌发之际，不忍伤天和。道光一听，这是仁慈之主啊，就把皇位传给了咸丰。

当然这只是传说，因为满人是游猎民族，其实不讲这个，他们也许后来是受了汉人影响。反正总体而言，道光是挑了一个才能较逊一点的人当皇帝，这个皇帝后来又窝囊死了。关键是死之前逃到热河去了，把恭亲王奕?留下来议和，以为议和不了，奕?也可能就活不了了。但是没想到联军并不想杀奕?，也不想把清政府摧毁了，人家就是想签约——当然还顺便抢了圆明园。最后，奕?的势力通过这事反而长起来了，到后来咸丰死时，他势力已经很大了。由于恭亲王奕?的参与，反肃顺的势力超过了肃顺，于是直接就把肃顺干掉了。

但是肃顺定的这种重视汉人、利用汉人来平叛的策略并没有被废除，而且慈禧和恭亲王对汉人更加重用。比如，曾国藩这个两江总督原来是管三省，现在是管四省。放手让你去做，这招很高明。这一下子就把清王朝的命给救了。一方面，汉人士大夫起来了，他们权衡一下，觉得太平天国不能帮，要帮就帮清朝。另一方面，要帮清朝，清朝也得有回应。清朝如果这个时候还说，我还不能相信你，那士大夫们也帮不了。清朝这个时候很及时地做了回应，甚至内部发生政变之后，还是很好地做了回应，这样就把清王朝救了。于是带来了所谓的“同光中兴”。

“同光中兴”不是一个简单的王朝中兴，而是因为来了洋务运动，当时又称自强运动。这个自强运动实际跟上海有关系。前面讲过，五口通商之后，上海的地位很快就超过广州，因为它腹地很大，但是它迅速膨胀是因为太平天国。太平天国闹到江南之后，当地的士大夫都往上海跑，因为上海有租界。太平军三次进攻上海都没打下来，太平军跟洋人有点打不太明白，想打又不敢放手打，毕竟是洋兄弟嘛。所以上海是一块福地，上海的租界更是福地，大家都去避难了。他们带去了资金，带去了人才。在太平军闹起来之前，上海的商人主要是粤商，太平军闹过之后，这个地方就成了宁波商人的天下了。江南本地的商人数量大大超过粤商，这些人有经商传统，有资金，也有才华，还很聪明，所以很快就把上海带起来了。

租界的发迹实际上没有用过西方那些国家一分钱，租界全是用当地华人的钱建的。但是有一点肯定的是，尽管是租界，是国中之国，却是用西方的方式来建，用西方的方式来管理的。这一套现代城市发展与工商业的结合在租界里面体现得最好，并提供了一个中国现代化的样板，或者说是中国城市化的样板。上海的华界都是跟租界学的，其他城市又跟上海学。租界的存在也给中国最早的民族工商业提供了机会——叫民族工商业有点别扭，很难说叫什么工商业，有时候它也跟外国人有点勾结，但又不能说它是完全的外资。在我们后来的历史叙述中，那个时候的买办资产阶级是一种最腐败的阶级、最反动的阶级。实际上，买办阶级当时不仅仅是所描述的这种阶层。因为最早是买办接受西方的东西，是他们最早用西方的方式去开办工厂、招收工人。

太平天国在江南制造了大量的孤儿，大量的孤儿也为最早的工业提供了员工。虽然当时江南商业很发达，但都是包买商的形式。如果说是开工厂，有大烟囱有锅炉，大家其实还是挺害怕的。比如江南制造总局刚开工的时候，那烟囱呼噜呼噜往外冒黑烟，老百姓都很害怕，觉得是在烧人，所以没人去做工。江南制造总局试着从广州招人，但没招来，后来就把太平天国造成的这些孤儿招去当工人了。这些孤儿没什么其他活计做，就去做工人了，做了以后发现挺好。只要有一个人吃螃蟹，后面的人就跟上了。于是各自开工厂，各自招人。最早的时候，宁波人开工厂招的是浙江人，苏州人招苏州人，常熟人招常熟人，他们都找自家人。所以在工人阶级内部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地域性。苏北人在上海地位不高，就是因为苏北人没有开工厂的，没有富人。他们只能做服务业，比如码头扛包、拉洋车等，工资很低，地位也低，被人们看不起。很早以前，上海人就看不起苏北人，说苏北人是江北佬，不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如果没有上海，我们很难想象洋务工业能弄成什么样子。正因为有个上海，虽然我们洋务工业好多地方不尽如人意，但总的来说还是有点模样。比如江南制造总局是最活跃的，轮船招商局（招商局现在还存在的，就是当年办的），开平矿务局，福州船政局……不管怎么说，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窗口，洋务工业还是办出点模样来了。

洋务运动由于朝廷政治格局的改变而开展了起来。以前“内重外轻，满重汉轻”的格局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后被改变了，变成了“外重内轻，汉重满轻”。这些中兴的名臣们大多都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他们对这些事情的积极性远远超过了中央的开明派，如奕?、文祥这些人。因为朝廷里面反对势力还是很大的，而且慈禧太后不想一屁股坐在洋务派这一边，也不想完全站在奕?这一边，顶多往开明派这边挪了一点。她居中平衡两派，所以中央的洋务派除了办了一个同文馆，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像总理各国事务的衙门也是一个效率很低的衙门。

因此，洋务运动主要是靠地方的积极性，而洋务派的首领里，最重要的是李鸿章。曾国藩这个人很不容易，但如果要作为一个大臣讲，他的眼光还不够。他总是强调自主性，这一点他没有李鸿章看得远。就像他当年找徐寿去集结能匠拿锤子凿轮船一样，能不能凿出来？当然能，但是它精度不够，能开但开得很慢。这样的国产化没有多少意义。徐寿的儿子徐建寅就比较明白了，要机械加工，有精度标准。曾国藩强调自主性，实际上不学透是没有自主性的。后来李鸿章就明白这个道理，这个玩意没法让能工巧匠来凿，但只要学来那一套西方的标准，就是不巧的匠也能干。

朝廷的变化主要是搞了一个总理衙门——这是英法联军逼着清廷办的，他们要求清政府必须成立外交部，而不再通过礼部打交道。西方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已经清楚必须进一步把清朝拖到自己的体系中来，他们逼着清政府成立外交部，跟其互派公使，他们要彻底把清政府的“天下”变成他们的“世界”。对于清政府来说，这个过程是被迫的，当年咸丰皇帝坚决不同意，多给钱多开口岸可以答应，但这个关口无论如何过不了。但是被别人打了，不得不答应了，但最后也只是同意对方公使来，清政府坚决不往外面派。后来中国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节实际上是美国人蒲安臣，他最初是美国驻中国的公使，他觉得中国人挺可怜的，退休之后要求替中国出使他国，代表中国的利益去谈判。我们后来骂蒲安臣，其实他也替中国着想过，是个有职业道德的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让我们成立外交部，结果我们不肯成立，实在顶不住了就成立了总理各国衙门。对外国人说，这就是外交部，总理“各国”事务；对国内人说，我们可以“总理”各国事务。这里面所有人都是临时调的。因此整个结构非常糟糕，效率很低。

此外，清廷还办了个同文馆，同文馆的外国教习翻译出了《万国公法》，也就是第一部中文版的国际法。从此以后，很多事可以拿出来与外国人对话了，多少有点外交模样了。但这个学校教出的学生确实是不敢恭维。齐如山回忆，他曾找来两个据说是最好的学生翻译一份俄国的文书，一个学了十四年，一个学了九年，结果发现，学了十四年的也就是把俄文字母背下来了，九年的还没背下来。英文方面，张德彝是学得最好的，他学成之后被派到英国使馆做翻译工作，严复去使馆听过他的翻译后，非常不屑。张德彝后来去了很多国家，写了很多游记，在《走向世界》丛书里有。这些都算是最好的学生了。齐如山也是同文馆的好学生，他的好不表现在学习上，而表现在经商以及帮助京剧改革上。他在里面学德文，我们没感觉到他德文有多好，而是主要记得他做的其他的事。

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这个插曲，中国融入世界还会晚若干年。因为，如果没有太平天国把中国汉人士大夫的积极性焕发出来，那么，即使是英法联军逼得朝廷签了条约，中国还是变不了。所以从中国进入世界的步调而言，太平天国起到了一个正面作用。但是，就像很多次农民起义一样，太平天国这场农民起义对中国也造成了很严重的破坏，造成了人口的锐减和财富的损失，整个长江流域前前后后据说损失了一亿多人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