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不是没有力量，但这种力量需要整合，没有人来整合，再大的力量也成不了大事，太平天国的历史再次证实了这个道理。

关于太平天国起义原因的商榷

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史学界对它的研究也很充分。说实话，就研究深度而言，近代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比太平天国的研究更详细。在1949年以前，学者们已经对它作了深入研究，这以后的研究就更热闹。1949年后史学界有“五朵金花”，也就是五个热点问题，而农民起义问题就是其中最大的一朵金花，太平天国又过去时间不长，自然研究成果极多。不过我们也看到，其中仍然有许多可以探讨的地方。

首先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定见，即太平天国是一次古老的、旧式的农民起义，它是古代王朝的常见命题的体现，即乱治交替，一治一乱。起义发生时，清朝生存了两百多年，差不多到了一个周期，又该到乱的时候了。这种老的命题，或者说是一种宿命，在清朝也的确重现了。但是这个问题若是细究起来，还是有话可讲。一般我们说，太平天国起义的原因在于当时人口激增、土地紧张。此前，中国的人口总数一般来说到不了两个亿，但在太平天国时期，全国总人口已经突破四个亿了。人口激增一般会导致一系列问题出现，一般的叙述都是说土地兼并、土地的人均占有量下降、从农村流离出来的人口增多等，这些因素又催生了老问题，也就是农民暴动。这是老的一套解释。但是我们想，这么大的中国（当时的中国版图比现在的还要大），四亿人口真的多吗？的确，就当时的人口情况和明朝相比，土地的人均占有量是少了一点，不过，当时新垦殖的土地也是有的，量也不算小。更重要的是，由于新的农作物的引进，粮食的总产量也增加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番薯和玉米。以前中国传统的农作物是这样分布的：南方主要是稻米，它产量比较高，但对田地质量的要求也比较高，要求土地平整，有充足的水源；北方一般种植的是小米，它对土地质量的要求不高，什么地方都可以种，但是产量低。总体上来说，在明朝前期，即使是有大规模的土地垦殖，粮食总产量也是很难上去的。但明朝中后期传入的番薯和玉米不仅适应性广，什么地方都能种，而且都能高产。所以此时很多山间的土地都被开发出来了，全国的粮食总产量也大幅增加，并不存在土地养活不了人的问题，至少，这在太平天国兴起时还不是主要问题。

讲到人口的增加，传统的观点一般把它归结到康熙时代的政策，“盛世滋丁，永不加赋”。从此以后，新生人口不征人口税了，而且清朝的赋税比较低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按这么理解，好像是当时的人因为不收税了就拼命地生。其实未必如此。“盛世滋丁，永不加赋”这一政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刺激了人口的增长，并不一定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人口的增长跟很多因素相关，比如粮食的丰盈程度、卫生条件、家族生存目标等。

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其实还在于：当传统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取得较长时期的和平，或是在盛世没有战乱纷扰的时期，人口肯定会增加，土地以及粮食的产量也会增加，社会也会取得一定的发展。那么，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什么呢？就是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如工商业、服务业等比例地增加，出现繁荣景象。人口多了，就会产生很多需求，相关的产业就会出现。这个时候，许多农民就会从其耕作的土地上抽出身来，参与到这些行业中。现代学者有一个误区，他们常常认为，农民只要脱离了土地，就成了失地农民，是流民。其实，农民不种地并不代表就是流民，他可能是去从事其他行业了。如果农民一直被禁锢在土地上，那么其他行业还怎么发展？中国怎么还能有这么昌盛的手工业？怎么还会有这么繁复的市场网络以及各种大的地域性商人组织？怎么还会有那么多从事车船店脚牙等行当的人？难道这些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这是不可能的，都是农民出来做的，有的是农闲季节的兼职，有的就逐渐发展成全职的了。

但是此时的问题是，朝廷对这一情况熟视无睹。前面讲过，清朝是个相当内向和保守的王朝，表现之一就是，它对崇本抑末的政策一直非常热衷。但时代早已发生改变了，经过了两百多年，清朝统治下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清初已经完全不同，但是统治者却仍然拿不出一个应对变化的对策来适应时代的发展。比如，始终没有征收商税的概念，也没有对社会经济进行相应的管理。他们仍然坚信，如果农民脱离土地，脱离宗法关系，那么就是流民，甚至是莠民，也就是不良的百姓。许多脱离土地的农民会自发组织一些自助自卫的团体，比如洪门（天地会的前身），他们本来并没有与统治者对抗的意思，却常常被镇压，因为朝廷认为这些都是非法组织。包括民间的那些秘密宗教或秘密帮会，其实最初都不是秘密的，而是一些脱离土地的农民的自助组织。但朝廷却认为这些组织非常危险，而且把起因都归于农民脱离了土地。可见，朝廷面对这些变化时，几十年、甚至百余年都没有生出对应的措施和对策来，只会一味地进行排斥和压制。这样，社会就会形成一种非常畸形的状态，或者说是风气。人们会普遍认为，凡是离开土地进入其他行业的农民都是不务正业的。与此对应的是，整个社会的反叛性会增加。那些所谓的反叛团体在被镇压的过程中会表现得越来越极端，反抗性越来越强，许多帮会后来被扣上“反清复明”的帽子，其实这都是官方压迫的结果，那些帮会当时哪会有这种理想。

清末统治的主要问题

就清朝而言，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前后，清王朝内部的统治矛盾和其他朝代有所不同，它的矛盾转化并没有遵循“土地兼并—农民流离—饥民遍地—领袖揭竿—起义蜂起”这一逻辑。清朝的矛盾或者问题也很多，第一就是统治机器锈蚀。当然，这是中国古代专制王朝的通病，每个王朝都是如此，当新的王朝发展到一定时期，制度就会开始懈怠，进而失效。该遵守的规则没有落实，该处理的政务没有人干。逐渐的，潜规则开始当家，再然后，潜规则也不管用了，它又被无规则取代。如果对某类事件的处理有正式的规则，大家可以按照规则办事，这是最好的。若是有较为固定的潜规则，其实也能维持正常的社会运转，大家多实践几次也就都知道该怎样办事了。等到潜规则都被破坏时，这个时候就乱了，老百姓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一般而言，统治机器到一定时候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基本上这个规律是没有哪个封建王朝能逃脱的。一些研究者论述清朝的制度设计多么多么好，清朝解决了政权如何和平移交的问题（就是太子继承的问题）。他们认为清朝建立的秘密立储制度，以最佳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皇位传承问题。但其实这是没谱的，所谓秘密建储，关键是要能保得住秘密，可是在晚清，怎么可能保得住呢？一开始皇帝把传位诏书放在乾清宫正殿的正大光明匾的后边，大家都不敢去偷看，但后来就可能有人敢去看，甚至敢泄露了——大臣可以随便收买个太监爬上去看看，很简单的。实际上这个制度实行了不过四代就废了。中国古代很多制度都是如此，因为它是要靠人来执行，缺乏相应的制衡措施，所以很快就会流于无效。

另一个问题，正如前面所说，清朝政府在社会已经出现转型的大背景下，一直拿不出对策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对许多新兴的行业只是采取老一套的办法进行压制，这就使得问题或者矛盾更为尖锐。不仅仅是贫富的冲突，官民之间矛盾更为剧烈。在我看来，当时中国的官民矛盾一直大于贫富矛盾。因为所谓的富人在很多场合需要依赖权力致富，而官府则可以凭借权力来获取超额资源，所以官民矛盾大于贫富矛盾。此外还存在着其他问题，比如地域问题也很尖锐。传统社会因为自然灾害或是政策性驱使而产生过多次的移民浪潮，对于某些具体的地域，移民存在先到和后到的问题，这在南方一般表现为土客籍的矛盾。这些问题都会随着国家机器的锈蚀、制度的僵化、新型社会行业乃至生产关系的发展而逐渐激化。我一直觉得，在中国的乡村，地域矛盾要大于阶级矛盾。当然，我所说的阶级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那种对抗性概念，而是一种具体微观研究时所指称的阶层，它很少会大过地域矛盾，我们讲太平天国，其实跟这个地域矛盾就很有关联。

刚才讲的主要是王朝统治末期逐渐出现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此外还有文化问题。清朝的统治者特别忌讳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创造力，他们都不喜欢这个，因为他们在入关以后，遇到的最大的敌人就是汉族士大夫。他们一再地对汉族士大夫采取压制的政策，不让他们发挥自主性。通过文字狱以及对士大夫的一系列整肃，清朝统治者基本上实现了压抑士大夫群体的目的。没什么士大夫敢再去想如何修齐治平，以天下为己任，如何为朝廷、为国家担负责任。皇帝明摆着跟你说，这些事不该你管，什么修齐治平啊，不干你的事，这都是我皇帝老子的事情，跟你们没关系，不是你们该管的，你们也不要老惦记着儒家那套东西，自认为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正统阐释者，解释经典的是我皇帝自己。所以清朝那些比较牛的皇帝都编有自己对经典的解释集，然后就有臣子拍马屁，说皇帝写得真好！皇帝把这些事情做完了，普通的士大夫、臣子们多余的精力往哪使呢？他们都去搞考据了，于是乾嘉朴学大盛。当然，清代考据学的水平的确相当高，史学、文字学、音韵学等都获得了空前发展，在某些领域是不亚于西方的。但整体上来说，中国文化之精髓不在于考据，而在于对经典的阐释，并凭借对经典的发挥创造出新的思想体系。两汉的经学、宋代的理学和明朝的心学均是以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并对民族、国家作出根本性指导为目的的，考据在本质上来说并不是终极目标。但是在清朝，政府恰恰是不让学者士大夫去做这个的，所以他们的文化创造力在很大程度上被禁锢，进而被消磨在琐碎的考据之中，传统文化的自我修补机制也逐渐失灵。国家治理出现问题时，士大夫缺乏责任乃至担当意识，他不会去想该如何解决问题，只会视而不见，假装不知道。在清朝，只有四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向皇帝递折子，一般的小官所上奏的题本都要经过都察院的中转。而都察院其实是国家对各级官员进行监督的机构，为了避免被挑出毛病，一般的官员很少让自己的想法上达天听。在日常生活中，士大夫也很少著书立说，议论朝政，被查出来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当时很多士大夫对于现实问题并不愿意发表意见。

此外，还有更多的士绅是在迷恋科举考试，他们天天高头讲章，只背四书五经，天天背考试复习资料。科举发展到最后，坊间已经有商人把以四书内所有章句为题而作的文章都集合到一起，供士人学习，就像现在考托福、GRE一样，只要好好背范文就行了。把所有的范文都背下来，考试时总能蒙上一篇的，大家全在这儿用功夫了，根本没有心思关注现实问题。而且，名义上考试是从四书五经中出题，但五经的题目出得很少，大多数集中在四书上。四书虽然也是中国传统经典的核心，但毕竟范围太窄，《大学》、《中庸》都是很薄的，只是《礼记》中的一小部分。可以说，传统士大夫的学问，经史子集，这些在四书里所能体现出的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这些科举士人的知识面其实是非常窄的，即使有幸考上了有官做，他们仍然不具备很强的治理能力，具体的政务都要靠幕僚或者师爷去做。怎么去断案，怎么去写判词，怎么去调解纠纷，怎么去收税，这些都是师爷在出谋划策。有这样的顾问在身边，他们不需要同时也很难依靠自己的能力想出什么新的制度性设计或好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大家都发现帝国的统治机器锈蚀了，看到社会弊象丛生了，但都心照不宣地各干各的，没谁去管这个事儿。

严格来说，清朝虽然是满族在统治，而且在入关时杀了不少汉人，但是它对老百姓的盘剥的确是相对较轻的。跟明朝相比，清朝的赋税很低，而且摊派之事也很少。明朝从始至终，一直有几个大问题解决不了：一是藩王，朱元璋不让自己的子孙经商，于是那些藩王就一直待在藩王府里造孩子，国家财政对其生计供给一直很紧张；二是边境一直不太平，早先是蒙古，后来又有满洲，因此一直从民间征饷加赋，而且明朝的加赋没有章法，老百姓的负担无比沉重。但清朝的这些事情都相对较少，征税也基本是有章法可循的，所以在清朝灭亡后，那些遗老遗少一直宣扬，说清朝统治两百多年，对百姓深恩厚泽。深恩厚泽虽然谈不上，但清朝统治者对老百姓的确比明朝的要规矩一点。虽然清朝统治者很保守，但很讲规矩，对老百姓的盘剥少一点，皇帝很少乱来。

尽管如此，到了清朝统治后期，王朝的末世毛病还是不可避免地都浮出了。清朝统治有自己的问题，而且还很严重，最主要的有两个大问题。其一是文化修补能力弱，这导致的直接问题就是制度修复和更新的能力弱，明朝后期至少还有张居正的改革，但清朝却很难出现这样的大幅变动（至少在洋务运动以前是如此），比如明明都知道漕运问题丛生，但就是改不了。时人都知道从南方向北方输送粮食改用海运既方便又便宜，不用在大运河里把船从较低的南方拖到较高的北方，但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清朝一直改不了。这个王朝的制度修补能力太弱了。其次，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政府的统治方式必须发生相应改变，但当时的统治者就是墨守成规，坚决不变。等到事情都闹起来了，太平天国已经声势浩大，清政府的国库里实在没钱了，才有一个叫钱江的知识分子出了个征商税的主意，也就是征收厘金。采纳这个办法后，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果然缓和了不少。可见，非要等到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清政府才会寻求最细小的制度变革。当然，伴随着湘淮军的崛起，一部分士大夫也冲破了朝廷的阻力——你不是不让我问政吗，我偏要问；你不让我以天下为己任，我偏要如此。他们的努力也的确救了清朝，以前清朝缺的就是这一块。而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崛起，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要追溯到太平天国这里，如果没有太平天国的起义，可能士大夫们仍然会持明哲保身的态度。

我必须再次强调，清朝政权毕竟是一个满族的政权，一直对汉族士大夫都很猜忌，在很多方面汉族士大夫都活得很压抑，不仅在文化上是这样，在权力上也是如此。六部堂官，满汉各一，满人掌权，汉人办事，这种体制本来就不公平，满人才有多少，汉人又有多少啊！科举对满人也是优录，各地重要的督抚一般也不用汉人。统治者又依据理学的标准在生活上给官员定规矩，比如禁欲——为官在外，特别是京官，不许嫖娼，于是那些汉族官僚养成了找戏子的习惯。那个时候，在北京唱戏的人，就被人称为相公堂子，他们虽然是男儿身，却是被人当做妓女的替代物存在的。这是一个事实，并不是我污蔑这个行当。

洪秀全创教史

以上是对当时政治社会总体状况的描述。国家问题很多，最先出事的是在两广。现在的教科书一般把洪秀全创立的宗教称为拜上帝会，其实他创立的是拜上帝教，王庆成先生已经就此进行过详细的考证。洪秀全当时就是重新创立了一个教。为何会叫拜上帝教呢？其实这是中国民间宗教里一个古老的话题。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再次进入中国，而最具开创性的是那些新教的传教士。新教本来就是从天主教中分离出去的，有很强的可塑性。为什么没有人利用天主教来叛乱呢？因为天主教是本教，普通信徒对教义是不能随便解释的，《圣经》的解释权掌握在教皇手中。但是新教就无所谓，可以纠集一帮人成立一个新教派，选一个头，每人都能按自己的理解读《圣经》，这样必然会产生对教义的不同解释。新教的传入之所以能在中国引发这么大的叛乱，本身就与它自身的性质有关。而新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得到大规模的传播，主要又与前面讲过的，鸦片战争以后解除教禁相关。而且机缘凑巧，洪秀全生在广东花县，是一个失意的农村读书人，他在家中种地、读书，同时教几个孩童识字。这样的读书人在传统中国不计其数，绝大多数教农民的孩子识字的人都是这种半耕半读的学究。不要因为洪秀全当私塾教师就以为他不是农民，他就是农民，他也必须种地。仅仅靠教几个学生所得的束脩养活不了家人，所以农忙的时候，学生就会放假。而且这些乡村教师没有正式的私塾，他们就在自家的堂屋里招几个学生来教。当然，如果有人去考过试，那么他的地位就会高一点——县里一关，府里一关，省里还有一关，每通过一关，他的地位就会更高一点，他的学生可能就会多一点，因为读书人当时在社会中的学养和学品是靠官方来认可的。在当时，读书人的学品都要靠官府组织的考试来评定，虽然不一定正相关。而洪秀全就是这样一个希望通过科举找到进身之阶的普通读书人。他已经通过了县里的考试，所以去广州赶考还是有一点小基础的。当时就像现在的高考一样，学额是以省区为单位进行分配的，有的省学额放得比较松，因为那里读书人少，有的地方人太多，录取分数就相对高。若是在贵州这样的地方，可能洪秀全就能考上去了，但在广州这里，他就一直考不上，因为广州在当时岭南一带属于文化较发达的地区。接下来的情形大家就基本知道了，他在灰心沮丧之时，遇到了中国传教士梁发（又叫梁亚发，“亚”字是当时广东常用作昵称的字）。梁发给了洪秀全一本小册子：《劝世良言》。里面讲的是什么内容呢？其实是梁发用半通不通、半白半文的汉语，加上一些广东话阐释了一些《旧约》的故事，但阐释得非常荒唐。他直接认定撒旦是蛇，所有出现撒旦的地方他都认为是蛇。后来洪秀全对蛇很痛恨，对与蛇类似的龙也很痛恨，就是受到梁发的影响。如果对《旧约》进行全面合理的阐释，肯定不会认为撒旦就是蛇，因为蛇只是撒旦在诱惑夏娃的特殊情况下才显现的一种存在状态，但是梁发却将这种错误的理解贯穿到《劝世良言》的内容之中。

这里跟大家讲个插曲。1978年以后，学术界召开了一次关于太平天国研究的研讨会，然后就有历史学会的人问这些研究者：“你们有谁看过《劝世良言》？”整个会场没有一个人看过。此前对太平天国的研究已经非常细致了，但这么重要的材料却没有人接触过，后来大家觉得这不像话，所以赶紧翻出原始档案，印了一批。我当时还没接触过这个东西，也是后来才看到的，一看，觉得写得还有点意思。

洪秀全得到这个小册子后，也没有及时看，他回家后生了一场大病。洪秀全这人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出人头地的愿望特别强烈。我估计，这书他还是看了几眼的，因为此后他又生了好几次大病，并在病后自称在梦里到了上天，见了上帝。等他病好以后去翻这个册子，觉得其中的描述有很多在梦里似曾相识。然后他就准备去学习新教教义，他还真找了一个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了几个月，然后就要求受洗。当时的程序是这样的，信徒先要信教，然后提出受洗请求，此时教会又会考验他几个月，考验通过以后才能为他施以洗礼。罗孝全在跟洪秀全交流的时候，发现这哥们有点奇思妙想，挺不规矩的，于是就犹豫了一下，拒绝为他施洗。要知道当时的信徒大多是像梁发这类人，文字都不太通，更多的人还不识字，现在好不容易来了个识字、还曾考过试的人，应该属于教会的人才了，但这个传教士居然不给他施洗，于是洪秀全就生气离开了，从此自立一个教，自己去传教了。

你们别笑，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很常见的。中国民间一直存在秘密宗教，比如我们所讲的白莲教，其实就其中的各个教派而言，其形式存在很多根本不一致的地方，却都是从共同的思想或组织渊源发展出来的，其中以儒释道三教为主，还有一点拜火教的东西，再加上戏词、大鼓书等，是个大杂烩。在传播时也是乱传，因为传教本身是有利益的。回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兴起的气功热，这个功那个功都出来了，某个师傅办了个班以后，许多人也是一窝蜂去学，师傅就会很得意——能被这么多人崇拜，还能得着信徒送的钱。几个聪明人进去学几天就明白了，这师傅不就是会几句口诀，然后知道怎么打坐嘛，然后转身可能就自己去立新“功”了。民间宗教也是这玩意儿，就是几部宝卷，供奉几个神灵，然后会几句口诀，会打坐，就成了。稍微学一学就会，这样传播的宗教可塑性极强，当然，到最后也都会变得面目全非。

其实，洪秀全干的也是这种事儿，他利用基督教就跟别人利用白莲教差不多——既然罗孝全不替我施洗，我干脆自己创个教，自己当教主。但他在传教过程中马上便遇到了问题。其实洪秀全想出人头地，很大一个原因在于他是客家人，当时客家人在珠三角这个地方不太受人待见，常常被歧视。而且因为他们是后去的，本地人把好的土地都占据了，他们只能居住在贫瘠的山区或是平原地区的边边角角。即便是读书亦如此，学额的分配一般都是向着土籍人。而且土客籍之间的械斗频繁，甚至有几个县经常跨省械斗，这些在历史上都出现过。客家人的抱团心理和土籍人的地域意识都十分强烈，这又正好说明了我前面提到的观点，即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地域矛盾常常大于阶级矛盾。传统的乡村聚落一般是以宗族为单位，都是一个姓，算起来同属一个祖宗的后代，宗族内部自然又分成有钱人和没钱人。假若乡村里迁入另一个姓的外来宗族，而且对本土宗族可能会有威胁，想想看，如果你是没钱的本地人，你是跟自家宗族内的有钱人矛盾大，还是跟外地人的矛盾大？显然是跟外地人的矛盾更大。本村的财主还可能作为你的依靠，或许困难时他还会给你捐点钱，帮帮你。

洪秀全本来就是客家人，现在又搞这个教，使得大家觉得他更古怪，更排斥他。所以洪秀全其实是在花县待不下去了，只能和他的兄弟朋友，如冯云山、洪仁开等人往外走。往哪里走呢？往贫瘠的地方走。两广地区，广东比广西富多了，广西当时是个穷省，而且不像现在有出海口。广西有出海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儿，历史上一直就是个内陆省份，而且大部分地区又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下雨就涝，无雨则旱，就是这样一个很穷的地方。不过即使是在这里，客家人仍然只能住在山里，于是，洪秀全一行就到了广西桂平山区。尽管他们是广东的客家人，但广西当地的客家人将他们视为自己人，所以他们就在这里扎根了。

虽然洪秀全是名义上的领袖，但他个人能力不强，只能混一混，而且毕竟这里的生活条件没有广东好，所以他不安于位，也曾动过离开的念头。不过，冯云山却是个有能力的人，他有组织才干，也能踏实地待下来，他逐渐把当地烧炭的、砍柴的、做工的，包括客家的富人，比如韦昌辉、石达开等都拢起来，发展为教徒。于是，这一地区的客家人凭借宗教的凝聚力逐渐强大起来，因为他们不仅有地域认同，还有宗教认同。团结起来后就开始和本地土籍人发生冲突，最初也能占一些便宜，因为他们有组织对方没组织，但吃了亏的土籍人反弹很强烈，而官府一般都是站在土籍人这一边。事实上，凡是土客冲突，官府都会站在土籍人这一边，因为他们的势力大，所谓“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官府这样拉偏架以后，土客冲突的烈度就不断加大，本来可以调解的两方现在变得水火不容，没有回旋余地。有一次冯云山被抓了，也就是说，群体性事件的罪魁祸首被抓了。冯被抓后洪秀全就跑了，此时这边刚刚发展起来的信徒群龙无首，于是杨秀清就“降神附体”，当家了。当地的降神附体是常态，大家都会这个，而且很喜欢，在中国也被人普遍接受。不过，说良心话，也不是谁都能“降”，其实对读书人来说这是很难的，在地上打个滚就能抽风，这总需要有点特殊气质。人群中总有些有特殊气质的人，这些人对这些事情很敏感，恰恰杨秀清又是这类很敏感的人物之一。而且他又是当地烧炭工里的一个小头目，比较讲义气，也能打，所以当他降神附体时，很多人都听他的。当时，除了他和萧朝贵，还有很多人能降神附体，但后来这两人逐渐把别的附体者给打压了，于是最终就只剩下他俩了。而且杨秀清和别人降的神又不一样，别人降的顶多就是个黄鼠狼、黄大仙之类乱七八糟的小神，杨秀清一降就是上帝。等到他们重新整顿拜上帝教后，就把冯云山救出来了，同时迎回了洪秀全。但等洪秀全和冯云山回来后一看，变天了。以前洪秀全是当家的，是精神领袖，冯云山是实际领袖，现在他们发现又出现了两个新的领袖，一个是上帝化身，一个是耶稣化身。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两人的地位，于是从此以后太平天国的领导层里出现二元体制：一个是老的，从广东花县来的洪秀全、冯云山等人；一个就是当地的。当地的土著领袖有一大利器，就是降神附体。

太平军起义

当然，这种二元结构的出现并无助于他们解决与当地土籍人的矛盾，反而越来越激化，最后他们一横心，反了算了。因为一直处于打来打去的战斗状态会让人活得很累，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之后，很难将组织起来的群体遣散。但是我们要知道，洪秀全当年创教，是希望出人头地，而不是想要造反。他从花县来到桂平山区，不是要来造反，只是希望干点事业。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古老的失意的知识分子，希望利用歪门邪道出人头地的过程。这还是跟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些暴得大名的气功师的经历是一样的。当时国内那些大红大紫的气功师，大多都是因为在体制内不得志，或是无法通过正规途径进入体制的失意者，然后通过创教而迅速家喻户晓，成了所谓大师。本来不招人待见的人，在当年却受到高官和演艺界明星的狂热追捧。其实洪秀全跟这些百余年后的人没有多大区别。人性，在历史上很难有变化，几千年来估计都是这样。通过正规渠道上不去，那就走邪道，只要能出名就行。总的来说，人都是这样，本来无足轻重，但一旦其信众或追随者达到了一定规模，并卷入了当地的政治斗争，那么就有可能跟当地的官府发生问题。而跟官府发生问题就相当于跟朝廷发生问题，这么一步步地走，最后不反也得反了，所以最后太平天国就反了。

农民造反以后，清政府这边的问题也跟着来了。此时朝廷机器锈蚀，反应很慢，而且由于地方政府的隐瞒，朝廷在很长时间里是不知道这事的。地方政府一方面极力隐瞒，以为自己把这起事件默默处理掉也就算了，另一方面他们又处理不了这件事。起义的太平军在永安被官军围困了很长时间，但官军就是无法扑灭他们。当时若有一支比较强悍的军队，早就能够把太平军平了，但就是平不了。其实，早在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白莲教在中部几省发动起义时，清朝的军队就已经不行了，统治机器最重要的部分已经问题很大了。鸦片战争时，清朝军队的问题虽然已经有所展现，但毕竟当时的敌人强大，我们还可以忽略不计。但这个时候，当一帮农民揭竿而起的时候，国家军队还是无能为力，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这帮人杀出广西，进入湖南。太平军进入湖南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客籍人响应，而且各种民间会门，比如天地会等都踊跃参与太平军。按道理，天地会是不该帮助他们的，但天地会是被政府打压的，所以这个时候也开始造反了。所以太平军进入湖南后声势一振，虽然没有打下长沙，但他们在分兵之后，打下了更重要的武昌，就是当时的武汉三镇。当时武昌比长沙不知要重要多少倍，那个时候它是连接南北的交通枢纽，九省通衢。然后太平军就顺江而下，打到南京，此时按照清朝的既有体制和国力，这场起义已经很难扑灭了，所以，事情真的闹大了。

依靠宗教组织发动起义确实有其独特的地方，比如凝聚力比较强。我们常常听人说中国人的宗教感不强，信教就像做交易一样，信什么是因为希望得到什么，这个大体是对的。但在非常时期，一旦人们脱离土地之后加入了一个教，对这个教的依附性可能还是会很强的。中国其实不乏这种人，每一个宗教团体都有这种宗教感很强的人，而且拜上帝教一开始的确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主要在于它是个一神教，排他性很强。拜上帝教排斥其他的神，独尊上帝，这样信徒的宗教自豪感就很强——我的主最牛，你们的都不行。所以太平军在行进中，一路横扫所有的民间信仰。而加入这个团体的人们，本来都是在乡土信仰中成长起来的，现在居然能够非常毅然、决然地去扫荡这些乡土信仰，可想而知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多么狂热。他们沿途把所有的庙都砸了，� ��其是龙王庙——龙像蛇，蛇就是撒旦嘛，他们最恨这个东西。所有的菩萨都给换了名称，叫“该杀”，观音菩萨，观音该杀，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该杀，等等，所有供奉这些神灵的庙都被砸或被烧了。如果没有拜上帝教所制造出的这样一种宗教狂热，普通的农民很难有胆量做到这一点，去把这些他们祖祖辈辈都信仰的东西全部砸掉。而且，在实际的战斗中，拜上帝教也显示出了它的威力，的确使得太平军所向披靡。

此外，拜上帝教在信徒中实行禁欲主义，这也是太平军战士勇猛无畏的一个原因。尤其是在早期，太平军内除了领袖之外，各种生活物资的分配都比较平均，而且不允许碰女人，等打下了天下再说，所以定都南京后，太平军分了男营和女营。即使是夫妻，私自过夫妻生活也不行，若是想过夫妻生活必须经过批准，但事实上没人会批准。大家别小看了禁欲这一条规则，在革命时期，它的确有强大的威力，能使人产生强大的战斗力。不禁欲，人就容易有私心，不太想玩儿命。整天惦记着老婆孩子热炕头，人还有心思去玩儿命吗？要想打仗就得没啥牵挂、没啥念头，这样死也没什么好顾虑的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太平军作战的确非常勇猛、很厉害。

还有一点，洪秀全自称拜上帝教和洋教有关系。他自己也知道，虽然他是教主，但基本教义都是从基督教那里搬来的，他们信仰同一个上帝。大家都是一个教的兄弟，这样太平军对外国人就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他们不排斥外国人，也乐于接受西方的新事物。其实，本来中国农民对外国的东西就不大排斥，在讲鸦片战争的时候讲过，洋人的轮船过来时，中国农民会嗖嗖地爬上船去跟洋人做交易。中国第一次有轮船、火车时，大家都觉得很新鲜，有事没事就喜欢去坐。淞沪铁路刚建成时，当地人没事就去坐，就跟我们现在坐磁悬浮一样，其实就是坐着玩儿。当时也是如此，大家都想过过瘾，结果人太多，最后轧死了一个人，然后朝廷就不干了，就把线路给拆毁了。中国农民本来就有一种实用理性，加上太平军自认为是外国人的兄弟，所以对于外国人的东西都能接受。那些太平军的领袖或是将领们对外国的东西也都特别喜欢，愿意花钱买外国的自鸣钟、大怀表什么的，更愿意收的是洋枪洋炮，太平军非常热衷于这玩意儿。太平军洋炮用得不行，但洋枪还可以，他们用洋枪比湘淮军都早。

想想看，这样一支用特殊精神武装起来的，被禁欲主义笼罩的，还比较开放，喜欢用洋枪的农民军队，其作战能力当然很强。

相对于太平军，清军啥都比不上。要纪律没纪律，要斗志没斗志，一支绿营兵里若只有一半是吃空饷的已经算是好的了，很多时候，一支编制五百人的队伍能有二百五十人就不错了，多余的饷银都让官给吃了。如果上级来检查，临时雇点老百姓拿上枪，套上衣服，杵在那儿就行了。当时尽是这样的兵。至于说装备，更是一直没改过，一色的鸟铳。士兵用起来极不方便的鸟铳，不像现在的枪都有一定的曲折度，而鸟铳*是直的，放起来很不方便，而且很多枪管都造得不好，枪膛都不光滑。此外，还有一半的士兵装备的是大抬枪，就是我们抗战时雁翎队用的枪——排炮。这种枪放枪时前面须得有两个人抬，或是架起来，这枪沉重，而且发射速度也慢。其余的就是刀矛盾牌了。一看便知，这样的军队对太平军毫无抵抗之力，所以区区两万太平军北伐，就能一路打到天津，如果当时南京多派点人，打下北京也是有可能的。按照我的推断，太平军只要打到北京城下，皇帝肯定会跑，因为满人是个游猎民族，没有守城的经验和信心，也从来不守城。外敌只要打到北京城下，他就跑。虽然当时北京的城墙还是很高的，城防也十分完善，但皇帝没有守城的心态，也就很难守城。

太平军的问题

但是，太平军毕竟出现了策略性的失误。他们是一帮没有多少战略意识的农民。他们从广西一处十分贫瘠的山区杀出来，来到武汉已经觉得很繁华了，到了江南更是感慨江南太好，也就不愿意走了。其实当时太平军内有一派人认为，至少应该把国都定在北方，因为就地缘政治而言，北方要胜过南方。但是更多的人认为，还是南方要好一点，应该把都城定在南京，那里富庶，吃得好穿得好。无论何因，最终太平军是把都城定在了南方。定都以后，历代农民起义中常有的问题又出现了，禁欲主义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提倡，可一旦这些以前很穷的烧炭佬和樵夫等娶不上老婆的人来到繁华之地、温柔乡，他们的抗腐败能力就迅速下降，禁欲的精神也就逐渐瓦解。于是，在太平军内，从大头头开始腐败，大家纷纷去找老婆了，每个人都找了很多。

不过，洪秀全找的老婆倒是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多。《这个天国不太平》这本书值得一看，作者陶短房是罗尔纲的学生，他对太平天国的史料非常熟悉。这本书写得很好玩，但不是纯粹地写故事，而是回答了许多我们之前很少关注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洪秀全没有皇后？洪秀全有多少配偶，她们都是干什么的？许多历史书讲到这里都不会提到这些问题，但他都解答了，很好玩的。陶短房经过考证之后发现，太平军定都后迅速腐败，相当严重。说太平天国的*程度即使比清朝皇帝还厉害，也相差不多。洪秀全也就找了百八十个老婆，已经超过清朝皇帝。太平天国起义其实有一个问题：洪秀全是懂《周礼》的，却没有办法像士大夫那样用一种类似门规或是家规的文化传统来约束自己的配偶或后妃。士大夫也可以三妻四妾，但是他们可以依据礼法来约束闺门，保持家庭的团结和睦，而洪秀全找了这么多的老婆之后，就乱了，他根本招架不了。而他又是个无能的人，组织能力很一般，于是这一百来个老婆就乱了套，根本不服洪秀全的管制。他经常需要靠杨秀清来管理自己的妻妾，洪秀全常常让杨秀清亲自来天王府搞降神附体，装神弄鬼，说我是上帝啊，现在下到人间来教训众娘子们，大家都要听从洪秀全的话。洪秀全连自己的老婆都管不了，还得让别人来装神弄鬼帮忙制服，实在是可怜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但在太平军中，洪秀全对于这种男女之大防的礼教规定是非常严格的。他们等级森严，差一个等级，服饰、待遇、子女的称谓都不一样，而且男女之间的界限非常严格。《礼记》讲男女是在七岁分席，但没说男女在七岁之后不能相见。可在太平军中，八岁的孙子和八十岁的老奶奶都不能同时在一个房间里待着，可见其规定已经超级离谱。洪秀全对礼教有着近乎疯狂的执著，却没有执行和维护这些礼教的能力。连自己的这帮妻妾都需要杨秀清来管，杨秀清还能看得起他吗？杨秀清根本看不起他，所以杨秀清找的老婆比洪秀全还多，东王府的仪仗比天王府的还隆重，据说从南京城东门进去，前面的人走出西门了，东门那边还没走完，可想而知杨秀清出行的排场有多大。

拜上帝教虽然脱胎于西方宗教，但在运作起来后却逐渐偏离了原有的精神。基督教持一神论，在它体系内部也是如此，上帝是唯一的神。而且，虽然常说耶稣是上帝的独子，但按照基督教三位一体的说法，正确的理解是：耶稣是上帝的化身，被上帝派到人间来拯救人类，圣父、圣子、圣灵，即这种因信称义的精神是三位一体。但到了洪秀全这里，他对上帝和耶稣关系的理解就完全不同了：我也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之前有一个耶稣，他是老大，那么我就是老二。所以洪秀全没有立皇后，因为在上帝的天国里，上帝还在，所以他不能当皇帝，只能当王，进而他的配偶只能当王妃，但他又心有不甘，于是就空缺了皇后。但这样他的那帮兄弟又不干了，凭什么你能当上帝的儿子，我们不能当啊？于是他的那些兄弟都变成了上帝的儿子，其中三儿子就成了杨秀清，四儿子就成了萧朝贵，五儿子就成了冯云山，以及韦昌辉、石达开等，一共七个人都成上帝的儿子了。洪秀全也听过三位一体的名词，却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他曾经赐予杨秀清一封号，叫“圣神风”，而“圣神风”其实是早期基督教传入中国时，用于对译“圣灵”的词。这样一来，圣灵就成杨秀清了，可见洪秀全对这些概念完全是糊涂的。他还封冯云山为“云师”，萧朝贵为“雨师”，韦昌辉为“雷师”，石达开为“电师”，其中他又掺杂了中国农村自然宗教里的一些概念。所以，拜上帝教一点也不像基督教，因为其从根本上违背了基督教的基本原理。洪秀全还认为，既然基督已经升天了，那么我就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而且我在中国，中国又是世界中心，所以你们所有信仰基督教的国家都应该来朝拜我，由此可见他的自大。不过，尽管拜上帝教的最高统治者对教义是胡乱解释的，我们也必须看到，拜上帝教确实对于起义事业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如果没有基督信仰，可能这次农民起义不会闹得这么大。

到南京以后，洪秀全又打出民族主义的招牌。当时有人向洪秀全出主意，建议他发表公告，说清朝是异族政权，而太平军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恢复汉族传统。按道理，如果没有拜上帝教的信仰，他的民族主义旗号会很有吸引力，毕竟汉人士大夫是深受满人压抑的，尤其是那些比较上层的士大夫，他们都清楚自己身受异族压迫，在政治上是不得志的。但问题在于，拜上帝教信仰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扫荡民间信仰，而是连儒家信仰也扫荡殆尽。尤其是在起义初期，洪秀全甚至还编出这么一个故事，说上帝曾在他面前召见过孔丘。上帝说孔子写的书尽是错误，现在社会中之所以有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孔丘把人教坏了。于是上帝就谴谪孔丘，还暴打他，打得他一直求饶，到处跑。洪秀全其实对儒家伦理是十分在意的，他并没有抛弃儒家的东西，后来还印过《四书》，虽然自称对其进行了修改，但事实上修改的地方很少，尽是皮毛字句，基本上还是照搬的。洪秀全这么多年一直读下来，其实对这套东西还是很信的。但他编出这样一个故事，对圣人进行这样的亵渎，这是许多士大夫容忍不了的。虽说皇帝是“圣上”，但很少有士大夫真的把皇帝当圣人，士大夫心中的圣人只有一个，就是孔子，顶多加一个亚圣，孟子。这是神圣不可动摇的，因为这是士大夫的饭碗，也是他们的信仰，他们之所以成为士大夫，就是因为懂这玩意儿。现在洪秀全否定了士大夫的精神偶像，说孔圣人教书教错了，还被人打了一顿，这种侮辱怎么能让士大夫受得了？

还有一个问题，由于洪秀全这帮人大多是小知识分子或农民，所以尽管他们也开科取士了，但这个开科取士仍存在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很多历史材料和研究都说法不一，有的说他不尊重知识分子，有的则说他很尊重，但即使是很尊重，他也只是把这些读书人派去当文案、当先生，从不委任他们以更高的职务，不给他们官当。据说钱江、王韬，都曾经投奔过太平天国，但都没什么好结果，于是都跑了。容闳回国，也先去的太平天国，看看不行，才走的。其实，太平天国并不重视知识分子，至少不重视那些中上层的士大夫。所以，所谓的开科取士，取的都是一些很差的人。一方面，他在精神上蔑视士大夫的偶像；另一方面，在现实中他又不给士大夫具体的权力。就这样，太平天国就丧失了士大夫的支持。许多士大夫作过比较，如果太平天国起义成功了，士大夫的命运可能要比在清朝的统治下更悲惨。这就是太平天国失去士大夫支持的原因。而我们从历史上看，如果农民起义失去了士大夫的支持，那根本就成不了事，闹得再大也没用。你看，宋朝士大夫从不参与反叛，因为皇帝对士大夫比较好，所以整个朝代都没有叛士。结果，尽管方腊、钟相、杨幺等的起义规模都很大，但都成不了事，问题正在于没有士大夫的支持。没有士大夫，他的起义就缺乏组织，难以塑造统一的文化，而且战略战术都难以提升。农民不是没有力量，但这种力量需要整合，没有人来整合，再大的力量也成不了事，太平天国的历史再次证实了这一点。尽管有小知识分子的参与，但他们本质上还都是农民，和真正的士大夫仍存在距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