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把五四运动作为近代史和现代史分界的标志，按革命史的划分，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分野的一个标志。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五四运动实际是分为两个部分的。第一部分是新文化运动，叫五四新文化运动，从1917年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时就已经开始了，第二部分是1919年5月4日前后的抗议运动。一般来说，这两个事件在研究中是不太加以区分的，统而言之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在我看来，这两个实际上是两回事、两个事件。

“五四”的确是一场很重要的运动，它的意义、它的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而不仅仅是传统上说的那些东西。

白话文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文化启蒙。在辛亥革命之后，很多有识之士对辛亥革命的现状不太满意。他们很不满意，感觉为什么革命之后，国家的政治、社会现状还不如清朝。不满意就找原因，他们认为我们的启蒙不够，中国人没有经历一次比较深刻的思想文化的变革。所以在很早之前，就有人开始做启蒙工作，比如章士钊办《甲寅》、陈独秀办《新青年》（《新青年》开始不是在北大办的，是在上海办的）。新文化运动首先是白话文运动，一种文体的改革。这个白话文运动一开始就对旧的文学、旧的文学形式进行批判，很激进。他们为了推行这种新的文体，就对旧的文体尤其是清末以来那种桐城派的文体进行批判，同时又往上追，追到唐宋八大家，追到《昭明文选》。后来有一个说法叫“桐城谬种，文选妖孽”，它实际上是对当时流行的古文体进行了批判，他们要实行白话文。白话文运动的起点是胡适，胡适后来说，他的主张还是技术性的，到了老革命家陈独秀手里，才变成革命。

其实中国早就有白话文，宋朝的平话就是白话文小说，后来的很多小说戏剧基本上是白话体。清末各地的有识之士进行启蒙，办俗话报、白话报，也是用的白话体。那么，中国已经有白话文了，为什么这时白话文运动会成为思想界的潮流？放到今天看，他们提倡的白话文，实际上有两个东西是跟过去不一样了。

第一，过去的白话文是不强调和古文体决裂的。它们是并存的，互相之间还有掺杂，许多白话小说中间都会夹杂一些文言诗词，它们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虽然士大夫们还是以做两汉的散文、六朝的骈文，或者变形的四六文来展示自家的功夫，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至少有一些人不认为）通俗白话就是引车卖浆者流的东西。其中很多人，如冯梦龙、金圣叹等，也在整理白话小说。很多白话小说也是文人创作出来的。但是，到新文化运动时出现了问题——提倡白话文，要把文言打倒。提倡创作新的小说、新的诗歌、新的散文，打倒一切旧的文体，不用典故、不用成语，完全就是一种跟文言决裂的状态。

第二，它跟以往的白话文不太一样，它有很强的欧化的意味。它要讲求文法，也就是讲究语法结构。这是胡适先生提倡的，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什么是文法呢？讲究白话，讲究语法结构，它讲究词性，形容词、动词、名词这样的概念。把当时流行的西方这个语法引进到中国语文中来。这个工作《马氏文通》就在做了，但此时落到了白话文头上。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个时候学界认为中国语言学是一种科学，中国人没有语法不科学，书写说话都不科学，太不像话，因此要用科学的方法来书写。当然最激进的方式就是把汉字废了算了，干脆用拼音字母。随着新文化运动一出来，胡适说是陈独秀让它革命的，其实他一出来就有一种革命姿态，只是他不说出来而已。当然陈独秀更加具有革命的姿态，三个成立，三个打倒。

白话文运动实际上是我们一系列欧化运动的一部分，所以在整个知识界引起的反弹不是很强烈。那个时候，整个知识界欧化的风尚远比我们今天要猛烈。也有人不满意这样全盘西化，但是他们抵抗力是很微弱的，因为在当时知识界看来，欧化进步就是科学、就是现代，在那个时代谁能够抗拒这些东西啊？实际近代很多变化都有这样的意味，只要打出科学、进步的招牌，如果再打出人民的招牌，那么对方基本上就只能缴械了。

今天来看这个白话文运动，它其实不是很成功的。把中国语言强安在这种主谓宾、定补状的结构里，害得现在语文教学很失败。语文界的大师吕叔湘先生说，我们的母语教学真是很失败，孩子们从小学到大学，几万个小时下来，还不能很自如地掌握语言。为什么这么失败？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教汉语的方式，我们实际是用英语的方式教汉语，我们强加于汉语这样的词性和语法结构，把这个语言教死了。反过来，私塾的教育方式非常有效。一些电视人对我说，他们最头疼的是“的、地、得”，总得请教语言专家怎样分辨。我说这玩意其实就是从“五四”冒出来的，以前没有。“的、地、得”跟语法结构有关，古文不讲语法，更不要提什么“的、地、得”，那你会因此而看不懂古文吗？会因此而觉得古文不美吗？古汉语的魅力不在这，汉语本身是讲究抑扬顿挫、合辙押韵的，那才是它本质的魅力。

我们学这种英语式的汉语，实际上唯一的好处是，在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的时候稍微方便了一点。因为我们可以按语法结构对应嘛，我们可以往里加、往里套，用大长定语，还可以加补语。虽然看起来是很难看，但据说意思准确性增加了——其实有时候还不如直接看原文清楚。

这个白话文运动现在看来不是很成功，但在当时真是获得了很大成功。到1924年，教育部颁布命令，所有学校都得用白话文了，它从一场民间运动变成了官方法令。这跟后来废中医一样，虽然中医没有被当场废掉，但中医的卑微地位从此就定下来了。再怎么牛的中医也不能叫医师了，只能叫医士。按这个架势，如果不尽量把中医科学起来，中医就要被废掉，但中医科学化了以后，它还叫中医吗？中医等于不废而废。这实际是我们一直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在现代化过程中，对于传统学术，传统学科，传统技艺，我们应该怎样保持、保存它们？即使谈不上发扬，但都把它当垃圾淘汰掉肯定是大有问题的。

当时就是这个趋势。所以后来新文化运动更进一步输入新思想、废除旧伦理、打倒孔家店。到了这一步，五四运动才回到它的本意，当年陈独秀和章士钊的启蒙，是进行深度启蒙，要摧毁旧的框架、旧的伦理。虽然在白话文运动中，章士钊和陈独秀是分道扬镳的，但分别起到了对传统的批判，起到进一步引进西学这样一个启蒙的作用。到了这一步的时候，个性解放和自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基调，大批青年投入其中。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一开始并不是一场社会科学意义上的革命，而主要是一场文学性的革命，或者说，是从文学角度开展的社会革命。当时兴办了大量的刊物，其中许多都是文学性的。很多人表现出个性的张扬和解放，追求冲脱旧的婚姻和家庭的束缚等。

五月四日政治运动

如果没有这场新文化运动，有没有可能在1919年5月4日发生抗议运动？我认为是可能的，但它们两个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不是说先思想解放了，他们才能够抗议卖国贼，抗议卖国政府。在中国历史上，只要出现了人们认为的政治危机或亡国危机，就会有学生起来。以前叫太学生，现在叫大学生，没什么区别。因为年轻人都有一种冲动，比较爱管这种大事。再一个，整个社会对学生比较宽容，学生们就可以享有一些特权。过去每逢科举考试到试期的时候，学生也闹事。学生砸个什么店啊，上街撒个泼啊，只要是群体性行为，大家都不太管，社会对学生有一种天生的宽容。

“五四”时之所以发生抗议活动，主要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而与前面思想解放关系并不大，要我说双方还有一点抵触。为什么会发生五四运动？“五四”当天，大家都说中国要亡了，青岛要亡了，山东要亡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显然是当时许多人的真实看法，但我认为实际情况并不这么简单。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是1915年初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此前，日本已经占了青岛、占了胶济线、占了山东，当时武力发生的关头，人们也不知道会不会扩大。而且日本又把条约递了过来，不签就要开打。显然那个时候是最危险的，但是当时有大规模的运动吗？没有。有一些抗议，但是绝对没有达到“五四”这样的规模。

而五四运动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中国人以为自己最牛的时候，民国以来最顺利的时候。因为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中国第一次成了战胜国。尽管我们没有出兵，但我们是战胜国了，所以当时中国人很兴奋。庆祝停战时的北京几乎跟后来的“五四”一样热闹。蔡元培先生放假三天，北大学生也是到天安门游行集会，北大师生在那演讲、游行、提灯庆祝，非常兴奋。陈独秀先生还写了一篇名为《公理战胜》的文章。中国人把克林德碑推倒，重新刻上“公理战胜”四个字树在中央公园，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里（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又把“公理战胜”去掉，刻上“保卫和平”）。成为战胜国了，就可以从此摆脱过去的半殖民那种屈辱，可以跟列强改订条约，人们很兴奋啊。

第二年参加巴黎和会。巴黎和会当时有三种参会资格，一种是派五个代表，一种是派三个代表，一种是派两个代表。我们当时认为自己是大国，肯定是五个代表，到那一看才知道只有两个代表，而这两个代表中还有一个是南方政权的。就像被泼了一瓢凉水，原来我们被视为最弱国，原来认为我们当时对战争没有多大贡献。他们不认为几十万华工挖坑道、挖战壕、救伤员是一个贡献，他们认为招劳工已经付费了，因此华工所做的事并不能算是一个国家行为。中国的意见是没有多少人认同的，但是中国人也看到了希望。因为作为强国之一的美国代表威尔逊发布了十四点声明，美国第一次提出无论国家大小都有同等的权利。这让我们中国人很兴奋，毕竟有一个大国的总统来为中国人说话了，而且当时威尔逊的国际威望也很高啊，于是中国人就认为他的话是最有分量的。当然，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巴黎和会上的外交折冲也集中体现了美国人争夺话语权的心态。后来这个话语权一直掌握在美国手里。美国人也许只是为了自己，但中国人听着很兴奋，感觉看到了希望。

但毕竟那个时候国际政治还是丛林政治。实际上，中国代表的发言权大小要看国家实力的，而非国家的贡献。要论贡献日本有多大贡献？日本整个期间就攻打了青岛，没向欧洲派一兵一卒，但它有实力，所以战后是五大强国之一。五大强国里，其实最核心的就是英国、法国、日本和美国，因为它们实力最强，在战争中贡献也比较大。意大利虽然是一战时的战胜国，但它在战争中表现得特别不好，打一仗败一仗，所以虽然它勉强被列为五强之一，其实没多少人理它。日本人不想就欧洲问题发言，它参加会议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守住它在一战中拿到的亚洲的利益。什么是日本的亚洲利益？主要就是它在青岛和胶济线、山东的权益。当时中国人大的要求是整个把不平等条约全废掉，重新确立关税自主的地位。我们知道这在当时是没戏的，而最后的防线就是要收回山东和青岛。但是我们最后的防线恰恰跟日本的底线重合在一起了，日本要的就是这些。而日本是五强之一，欧洲列强能不满足它吗？必然满足它，所以我们最后的要求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原来信心满满，从外交界、政府到知识界都很膨胀，但是到了巴黎和会上被一瓢凉水浇下来。说实话，我们在和会上表现不错。尤其是顾维钧先生头脑很清醒，他确实是口才很好，很有逻辑性，工作也做得很好，他每次发言完毕大家都跟他握手，说这小子真棒。因为开会要用英语发言，而日本人说英语是很糟糕的，日本当时的外长，讲了半天大家都不知道他说什么，每次发言都很尴尬。但是弱国无外交，国际交往不是比口才，关键是看实力。所以到最后威尔逊也变卦了，威尔逊找借口说，你们1918年和日本都换文签约了，都承认日本占领的地位了，这个时候还跟我们谈什么啊。

开会的时候，梁启超和一大帮人一起旁听，这时候他们找到了借口：我们外交失败是因为有内奸的缘故，尤其胶济铁路的换文，我们已经签了，那你还说什么呢？于是，他把这个所谓内奸的消息捅给林长民，林长民捅给报界，第二天大家就都知道了。首先，我们期望很高，我们自认为是战胜国，但是我们得到的很少，这令人失落。其次，我们发现这个失败是因为有了内奸的缘故，这是最容易出事的。如果我们真的打不过人家那就忍了，外面太强大，如果有内奸大家就受不了，内奸就是曹、章、陆。所以五四运动实际上是这样两个因素促成的。

这个事情非常吊诡，中国为了参战最后跟日本走到了一起，实际上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合作得亲密无间，那段时间是中日关系的一段蜜月。日本原来是强横的，强横之后发现不行，突然就从霸道改成王道，然后用柔的方式跟中国政府合作，这一合作就引出了内奸的问题。如果中国对青岛问题、对胶济线延长线的问题从来不发言，从来不交涉，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但是，由于它们合作了，问题就产生了。当时中国外交官出于什么目的跟日本交涉山东的问题呢？反正胶济线你已经控制了，青岛你已经占了，我没有能力赶走你，既然你还宣称名义上是我的，那我就得给你定一个条约式的东西，我约束一下你的行为，要不然你在这胡来随便折腾，我不就损失更大吗？

晚清的外交就是这个路子，就是说我们不能避免损害，但我们争取把损害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在大损害前提下减少一些损害。李鸿章他们办外交就是这个思路，你说这个是卖国也可以，但是他有他的不得已。谁有本事不签这个条约？谁都没有。实际上换文就是这个意思。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为防备俄国事变，日本要拉拢中国，所以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后来我们称为防共协定，它就是怕共产主义或俄乱引发周边国家不安宁。说日本人为什么要拉中国？是像春秋时的故事“假途灭虢”一样，借道把中国灭了吗？实际上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没有“假途”对中国动武，并没有把中国灭了。其实它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拉中国做个小兄弟，帮它做后勤供给。但是这一系列东西一签之后问题就大了，因为这等于是一种军事合作。最关键的问题是“西原借款”，中国政府拿人那么多钱，而且用这些钱来打内战，确实有卖国嫌疑。这些疑问原本就在，所以巴黎和会不开便罢，一开这些问题都冒出来了，中国要不回山东和青岛，问题就全爆发了。

所以五四运动表面打的是曹、章、陆，就是经手中日关系的这几个人，实际上反的是整个的皖系政府。这一点段祺瑞非常清楚，所以在火烧赵家楼之后，他对曹汝霖讲，他们打的是你，实际目标是我。但是，打他的不仅仅是这些学生，还有知识界，首先就有研究系。研究系为什么此时把这个事情捅出来？曹汝霖很浅薄，他后来回忆说，林长民当时向他借三千块钱，他没借给林长民，林长民就报复他。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林长民是个名人，曹汝霖不借他钱别人也会借。民国的风尚如此，只要有名就有钱，人家不在乎这个。林长民是研究系的干将，研究系辛辛苦苦替皖系打了半天工，最后被皖系一脚踢开了，这个仇当然要报，所以研究系那些人首先发难。此外，所有不满皖系、不满安福国会，尤其不满徐树铮的各种势力全都冒出来了，所以五四的抗议其实不仅是学生的抗议，是所有对皖系不满的人的抗议。

各地不满皖系的军人也加入了抗议队伍，尤其是吴佩孚骂得最凶。他一个外地驻军的师长敢骂政府总理、骂国会、骂总统，而且骂得非常过瘾。那个时候，他的幕僚四六文做得好，这种文章实际是骈体文的转化，有一点八股文的味道，又有点时务体的流畅，所以骂得非常尽兴。这样一骂，吴佩孚声名鹊起，不仅很多军人佩服他，连学生也很崇拜他。实际上，由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缘故，所有反皖系的人都找到了突破口。在巴黎和会中国人是不是什么都没得到？也不是，首先德国、奥匈帝国的租界我们收回了，它们份上的庚子赔款我们不用赔了，日本也在巴黎和会上承诺在适当的时机把山东归还。德国还把八国联军入侵时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观象台上的古代天文仪器退回来了。中国人的地位跟战前比还是有所提高的，战前西方列强是不跟中国谈关税自主、治外法权的，但是这个时候它们也准备谈了。经过这一场战争，中国作为战胜国并不是一无所获，只是说和当时知识界的期待相差甚远。

五四运动的具体情况比较复杂。当时所谓的先进分子一开始在政治运动中并不是领袖，这场运动也不是他们这些启蒙导致的。一到那种时候，学生就会上街，有没有新文化运动都会。学生运动中先进分子还没有去动员，也还没有跟工人运动相结合。不论是北京的学生还是上海本地的学生，到上海后，没有一个去动员工人罢工。相反，他们主*人不罢工，只需和平抗议就行。但工人说我们干吗不罢工，你们爱国我们不爱国？工人听帮会的，根本不听学生的。

这个运动到上海的时候成了一种时髦，成了战胜国反而权利被剥夺的委屈感，是很容易把大众鼓动起来的。于是，它很快成了从知识界到学生、再到一般大众普遍参与的爱国热闹。而且在那个时候，军阀政府也不镇压，他们自认为是民主政府。所以，参加这种活动的人自认为是没有风险的。没有风险又能表现自己的爱国精神和高尚，谁不愿参加？所以当时的工人运动并不表示这个成熟的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了，而且所谓的工人阶级跟知识分子结合还看不到任何明显的迹象。

五四运动的吊诡之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运动发生以后的一些现象跟原来的新文化运动是抵触的。新文化运动提倡个性解放，提倡个人的自由，但是这个政治运动中经常是限制别人自由的。只要民族主义起来了，道德口号起来了，你不跟着走就是卖国贼。说要抵制日货，买日货的就是卖国贼，卖日货的更是卖国贼，要被戴高帽子游街，要被关起来挨打。甚至有的人乘日本轮船，学生就在背后盖个章“你就是卖国贼”，这不是跟新文化运动的主张相悖离的吗？但是当时的学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只要我是爱国的，怎么做都可以。他们去冲击赵家楼，把曹汝霖家烧了，把章宗祥打个半死。当时大家认为他卖国了，然后就打了他，把他家烧了。曹汝霖幸亏躲起来了，否则可能被学生打死了。学生认为自己完全正当，整个社会也认为这些行为是正当的。只有两个人不这样看：一个是梁漱溟，他说，虽然你是爱国的，但你必须承认你的行为是违法的，还有一个北大法学教授也说学生这个行为真是违法的。除此以外，大家一边倒地说打得有理、烧得有理。最后审判的时候，连那些警察甚至曹家的保姆都不认账了，包括谁打的、谁烧的都说没看清楚，全不作证，最后只好把抓的学生都放了。

这一系列行为与原来主张的自由主义精神相背离，但是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当时新文化运动还在往前走，经过政治运动催化后，新文化运动走到了另外的方向，从原来的个性解放变成反政府，后来就从反政府走向政治了。再后来，五四青年开始分化，什么国家主义派、自由派、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主义都出来了。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运动，却是从俄国输入的。

1920年以后，苏俄解困了：所谓十四国武装干涉结束了，国内的叛乱也平息了。解困了之后，苏俄发现本来预想的欧洲革命没发生，很孤立，它要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不能没有帮手，欧洲不能指望了，就把眼睛投向了东方。于是它急于在东方掀起一场民族解放运动。中国是一个主战场，苏俄开始往这里投入，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契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主要是共产国际想在中国找一个合作者。

五四运动本身也像各种政治运动一样，充满了爱国的激情，充满了为爱国而做出的牺牲，但这场运动当然也有一些政治动员、悲情制造等权力技术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说当时的北洋政府是军人政府，但它它也有克制的一面。整个运动中总的是军警怕学生，不是学生怕军警。学生和军警之间，稍微有一点什么事，就被渲染得非常大——进行政治迫害了，暴力镇压了，怎么杀人了，怎么打人了，怎么伤人了，等等。在运动中只要是死了人了，无论是病死的还是累死的，都会被渲染成被政府迫害致死的，借以制造悲情。

五四运动的影响

最有意思的是，这场运动激化了北洋军阀内部的裂痕。它给了反皖系势力一个最好的口实——一个爱国的口实、一个民意的口实。当时皖系政府在这场运动中穷于招架，步步退让。本来在收回山东的要求被拒绝之后，政府是准备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签了之后就可以继续走嘛，但是运动一来，就不能签，没人敢签。本来没什么证据，曹、章、陆是不能被罢免的，但是非被罢免不可，结果真的被罢免了。这个罢免的要求，不是说，工人一起来就罢免了。其实当时的上海护军使卢永祥以及江苏督军李纯，都认为该罢免，吴佩孚就不用说了，甚至皖系的心腹大将张敬尧都拍来电报，说把他们几个文官牺牲算了。这些军阀都表态了，所以政府顶不住。说实话，上海罢工对北京的影响并不大，当时军阀割据，不管上海有多少钱，一分钱也到不了北京，所以上海罢工威胁不到北京政府。

但是北洋军阀却因为这场运动发生了裂变，主要是直系和皖系分裂了。以前直系跟皖系一直没有撕破脸皮，无论是段祺瑞和冯国璋，还是下面的人，都是如此。冯国璋死后段祺瑞还去大哭了一场。这次由于五四运动的缘故，吴佩孚破口大骂，甚至声言要动武，就撕破脸皮了。而这最终变成了一场直系反皖的政治动员。皖系在这场交锋中完全处于下风，一点话语权没有，它没法为与日本的合作辩解。如果日本这个时候把山东交回来那就万事大吉，但日本不肯交，你皖系跟日本又这么好，这个无论如何都说不清楚了。本来就是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打打电报仗，打打嘴仗，妥协让步就可以了，但现在这种笔仗、电报仗已经升级了，成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直系把它变成一种政治动员，皖系整体失语，所以直系就很占优势。我们前面讲过了，那个时候军阀打仗还不认真，更多是打一种气势，或者互相的收买等。气势一没，仗就没法打了，皖系尽管在军事上占优势，结果仗却打得一塌糊涂。所以五四运动最后的结果是直皖交恶，北洋军阀真正分裂，而北洋军阀的核心部分就是直系和皖系，这一分裂就不行了。从此以后，分裂之势不可遏制，军阀就不断处于裂变之中，皖系裂完直系裂、奉系裂，没有一个军阀能够控制住全国，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派系，当然北洋军阀的统治也就不行了。

北京城有个传说，说清朝亡之前在崇文门边上开了一个小门（水关），以方便使馆人员进出，而小门一开北京文气就泄了，清朝就亡了；1924年，宣武门又开了个门（和平门），这门一开北京政府的武气也没了，所以北洋军阀也亡了。实际上北洋军阀整个统治的结束，很大程度上源于它的分裂，而这个分裂从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帝制结束后，再没有一个东西能够统住这些人了。既然大家都不忠君了，我凭什么忠于你？五代十国也是如此，藩镇也是如此，一旦上司不忠君了，底下就可以叛变了。只是这可能要经过一个代际的转换，第一代没有撕破脸皮，第二代就可能这样做。第二代跟第一代思路不一样，代与代之间很多东西是会发生转换的。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说有了中国共产党，主要是有了共产主义力量的发展。虽然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小支部。共产国际开始跟中国某一势力合作，开始找吴佩孚、陈炯明，不行，后来找孙中山，但孙中山缺少实力。除了孙中山外，没有任何一个势力肯跟共产国际合作，所以共产国际便跟孙中山合作。但是，这个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跟国民党的合作，还不是中国共产党跟它的合作。发生这件事之后，中国大变化了，但大变化的前提是军阀的分裂。

等到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开始北伐的时候，军阀的裂变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就是说重新崛起的吴佩孚统领的所谓十四省联军，实际上是一个分崩离析的体系，他没有一支自己的军队。吴佩孚跟孙传芳之间，孙传芳跟奉系，奉系自己弟兄之间，张宗昌、李景林、郭松龄之间都存在着种种矛盾，而且这些矛盾大到必须得兵戎相见不可，他们全都互相打过。孙传芳和奉系打过，郭松龄反过奉、反过张，更不用说冯玉祥了。裂变达到这个程度，军阀实际上已经没有力量了。列宁主义带来了一种新的力量以及非常好的机会，而且采用了新的话语体系——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诸如此类。这样的话语体系跟“五四”后来的激进是有关系的。新文化运动走到最后，其中一翼就沿着某一路径走到了布尔什维主义，走到了列宁主义。“五四”的确是一场很重要的运动，它的意义、它的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而不仅仅是传统上说的那些东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