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失败使得中国在经历大变革之后失去了政治重心，唯一一个有希望统一中国，有希望成为政治强人的领导者去世了，他的去世使中国陷入了一种因权威缺失而导致的混乱。

我们通常以“北洋时期”一词来指称民国后到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前的这段历史。北洋时期包括：袁世凯当政时期，也就是从1912年到1916年这四年；然后是皖系，从1916年到1920年一共四年；然后是直系，从1920年到1924年，又是四年；最后是奉系，从1924年到1928年，四年。四四一十六年，北洋统治时期基本就是这样安排过来的。1928年以后就是国民党当政时期了。从严格意义上讲，奉系不能算是北洋军阀，它顶多是北洋军阀的一个支系。张作霖等人根本就是土匪，不是北洋出身，他们原属于巡防营系统，只是后来跟北洋系统搭上了关系。他跟张勋一样，本来都是在正统的北洋系之外，非嫡系部队，但我们为了研究方便，一般都将奉系统治时期也算进北洋军阀时期。

段祺瑞与黎元洪

在袁世凯主政时，中国还存在着统一政局的可能性，毕竟袁世凯是个政治强人。但是在他死后，这个统一的事儿基本就没戏了。随后，中央政府进入了皖系主导的时代。皖系这个词儿也是后来人封上去的。袁世凯去世以后，按照约法规定，应由副总统黎元洪接任总统之位，总理是段祺瑞。当时，段祺瑞有没有能力阻止黎元洪登位，或者自立为总统呢？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因为当时北洋系还是国内最有实力的政治军事集团，基本还可以控制大部分国土，袁世凯去世以后，大家公认的北洋系统领袖就是段祺瑞。那么，为什么段祺瑞不当总统呢？因为他希望在袁世凯去世以后采取跟袁不一样的统治方式，尽量向民主共和方向靠拢，因而恢复了《临时约法》。我们前面讲到过，《临时约法》事实上是将中国政体改成了法国式的内阁政体，这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责任内阁制，如果强调责任内阁这一部分，那么总统就是虚位的。段祺瑞现在就是刻意强调这一点。他宣传自己所遵循的就是一种责任内阁制，这样总统就是虚位的，而总理就是有实权的，那他当然是要当有实权的总理啊。所以，袁世凯死后由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不过，虽然段祺瑞和他的幕僚认为中华民国采纳的是内阁制，但黎元洪和他的幕僚仍坚持民国实行的是总统制。民国初年的多党制实践已脱离了最初按美国经验设计的两党制模式，但尽管如此，黎元洪等人仍然坚持总统应该握有实权。这就是当时中国制度的含混之处，而这也种下了后来府院之争的伏笔。

再讲北洋，虽然袁世凯没了，但是北洋系统还在。那个时候的北洋，包括此前的湘军、淮军（淮军后来变成了淮系），都是带有很强个人色彩的政治军事集团。虽然北洋军比之前的湘淮军更加现代化，但它依然带有很强烈的个人效忠色彩，也就是说，这种人身的依附关系仍然很强固。最牛的人是袁世凯，其余所有人都是他提拔的，都是他的部下，因此所有人都听命于他，但在袁世凯死后，他的继承者就很难有这样的权威。像北洋三杰龙虎狗，王士珍、冯国璋和段祺瑞，平起平坐，而且跟他们资历基本相同的人还有很多，比如张勋、陆建章、段芝贵等，其实有一大堆人，原来都是称兄道弟的，基本都差不多。这个时候要想从筷子里面拔将军，谁能赶得上袁世凯的权威呢？差得太远了。不过，相比较而言，资历最老的还是先前提到的三个人。王士珍后来不管事儿了，很淡泊；冯国璋有野心，但与段祺瑞比起来要差一截儿。北洋系统的所有军校都由段祺瑞来当总办，这是他的优势。也就是说，对所有北洋系统的军官而言，段祺瑞都是他们名义上的老师，包括后来的蒋介石也管段祺瑞叫老师，只要是在北洋系统混过的，都和段祺瑞存在师生关系。就凭这一点，段祺瑞的人气绝对是能大大盖过冯国璋，其他人也没法跟他比，所以此时就让他当了头。

府院之争

在段祺瑞主政的头两年里，北洋军中开始出现派系纷争，主要是皖系和直系。但是那个时候直系真的不足以跟皖系抗衡，所以段祺瑞掌权的时代，有句口号就叫“皖系即中央”，大家也都认账。再说，当时的派系也不像我们后来说的那样分野清楚，现在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常常说谁是谁的人，但这些都是相对的。尽管每个派系都有核心圈子，这是没问题的，比如冯国璋和李纯的关系是很铁的，这个是不能动的；冯国璋跟他一直带在身边的十五师、十六师的关系是很铁的，这也是不能动的；段祺瑞跟他周围的人，比如徐树铮、靳云鹏等人，也是走得特别近的。这些已经进入核心的上层分子基本不会发生变动，但在边缘处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就说不清了。我们很难说清楚谁是谁的人，因为许多人常常两边动摇。比如说曹锟，后来说他是直系，但在头两年他跟冯国璋走得并不近，反而跟段祺瑞关系不错，否则他不会在1917年去南方替段祺瑞政府打仗，而且那么卖力。当然，我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一开始就是和段祺瑞一伙，只是后来加入直系。总之这些都是很难说的。

还需要指出的是，以皖系和直系这种地域取向划分两大派系并不是绝对的，只是说两派的首脑是安徽人和直隶人。曹锟可以说是直系的，因为他是保定人，当时还是首府，冯国璋是河间人，这些都没问题。但是你看冯玉祥，他是皖人，加入了直系。陆建章，皖人，也是直系的，而且反皖系反得特别凶。所以，各派系的参与者不是按照地缘关系来选择的。也就是说，在最初还没有打起来的时候，北洋的直系、皖系和奉系，乃至张勋，还有其他的毅军，乃至原来淮军留下来的各个山头的部队，存在犬牙交错的联系，他们之间并没有严格的边界。大家要注意，在分析帝制或者民国时期的派系问题时，千万不要用今天的思维去套取古代的逻辑，边界清晰的派系只可能产生在现代政治中，以前不会这么清晰的。

段祺瑞当家，由皖系统治的这四年，其实是整个北洋时期最民主的四年。所有的当家人都是吃历史饭的，他们都会从过去不远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调整统治策略，筹划下一步的制度变革。其实每个人都是如此，经历过什么事儿，就会对这一段历史有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当这件事折腾得很厉害，或者自己被卷入的程度很深时，无论成功或失败，都会对你产生很大影响。段祺瑞也是如此，他接受的，是袁世凯帝制自为这样一个失败的教训。对此，段祺瑞就认为，他应该改弦更张，正经八百儿地按照民国的要求，按共和国的精神，遵守民主体制的规矩来办事儿，所以他恢复了民元国会，而且自己也比较守规矩，他按照他想象中的民国的方式来进行统治。但他也有很多障碍，最大的障碍仍然和袁世凯一样，就是权威不足。前面讲了，当年袁世凯之所以称帝，主要是因为他在体制转换后丧失了大部分权威，无法按照现代国家官僚制的逻辑实现对昔日幕僚和朋友的有效控制。袁世凯的确有统一中国、重新建成一个强大国家的野心，但他在这方面的确是权威不足，所以只有帝制自为了。不过，袁世凯毕竟还是政治强人，也是北洋的大头，在他去世后，继承者就更加缺乏权威了。

袁世凯统治时期，各省虽然说有抗命的行为，但基本上是听话的，各省的税款也基本是要上解中央的。但到了段祺瑞时代，戛然而止，没人给中央送钱了，而且中央没办法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各省都有自己的借口，比如说，因为此前跟国民党打过一仗，所以地方不甚太平，军饷也有欠发，只能把地方财政截留了，不然士兵就要哗变了。中央若是想要我们上解税款，那就先帮我们把军饷发了吧，先把军费拨下来再说。然后各省就会开出一个天文数字般的军费，如果地方一共只能往中央上解一百万税款，那么它常常告诉中央需要一千万才能弥补军费损失。中央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根本做不到。而且，中央根本没有能力对这些地方军头进行处罚，不可能因为不上解税款就把他们撤了。袁世凯都不可能撤换督军，那么段祺瑞就更做不到了，因为他只是袁世凯手下众多大将之一，权威已经大大消解了，哪有资格随便撤换地方督军的位置啊。

所以，当时中央财政十分窘迫，财源寥寥无几，一部分是关余和盐余，就是关税和盐税扣除了庚子赔款所剩余的那一点儿钱，这笔钱有时多有时少，却是当时最重要的收入；其次是交通部的收入，交通部当时管了几条铁路，比如京汉铁路、京浦铁路和京张铁路，这几条线的收入是可以预期和掌控的；还有就是北京崇文门的关税，当时北京地区商税都是在崇文门征收的。但想想看，一个中央政府，总共就只有这么一点钱来维持开支，真的是非常窘迫的。所以，自从段祺瑞以后，北洋政府里只有两个部门比较有钱，一是财政部，二是交通部。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民国的交通系这么厉害，它的财力比财政部还牛，因为它能控制几条重要铁路的收入，所以前交通系、后交通系、交通银行，都是这一系统之内的。其余各部都是穷部，从袁世凯死后就开始欠薪。

手里头没有钱，因此段祺瑞在主持政局时所能依凭的资源就很少，能力就很弱。本来政治权威就不够，没钱就更不行了。段祺瑞遇到了一个大瓶颈，他想有所作为，但不知道该如何操作，这是个大问题，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当时国会两院八百议员，人称八百罗汉，这些人从一开始就为自己定了每月五百大洋的工资，相当于次长级的待遇。五百大洋在当时是个挺大的数字，可惜政府没法满足这个数目的要求，如果政府能够足额发薪，可能国会也不难驯服，但是当时的民主还是非常薄弱和幼稚的，政府老欠薪，议员焉有不闹之理。所以，内阁跟国会之间的回旋余地也就很小了，段祺瑞不能像袁世凯那样直接把它废了，而且袁世凯手腕更多，即使不废也有办法，但对于权术稍逊的段祺瑞而言，这就是个*烦事儿。

再就是总统府，黎元洪手下也有一帮人。黎元洪人缘不错，本来武昌起义时他是被强拉出来的，但当他想干点事儿之后，就有一帮人开始围着他。黎元洪的确很厚道，但当周围围了太多人时，这个人也会有点变化。按理说黎元洪是个不爱争的人，没什么武力资源，没什么嫡系，更没什么财力，本身又是个很平和、挺老实巴交的一个人。我研究辛亥革命的材料时发现，之所以当时湖广总督瑞澂会起用他，就是因为他老实、憨厚。但是等他当了总统以后，周围的人就会开始鼓噪，他们认为即便民国已变成了法国体制，但总统还是有实权的。因此，他们和国务院的矛盾逐步恶化，尤其是徐树铮当国务院秘书长的时候。徐树铮这人特别专横，什么公文到了总统府，就直接嚷嚷着让黎元洪盖章，黎元洪想仔细看看，这时徐树铮就会非常不屑地说：“看什么看，你盖章不就完了吗！”最初黎元洪忍了，盖就盖吧。一来二去，底下的幕僚们就不干了，凭什么总统不能看公文啊，后来黎元洪也就硬碰硬，索性不再给徐盖章，然后矛盾就闹起来了。

此时的段祺瑞还真是不错，直接把徐树铮免了。本来徐树铮跟段祺瑞的关系，就跟亲兄弟一样好。后来徐树铮被刺死，段祺瑞把他安葬到自己家的墓地里，这一举动等于是告诉徐家，徐树铮也是段家的人。而且徐树铮的确非常聪明，段祺瑞的那些幕僚都称赞他就像三国时的庞统一样，可以耳听判词、口中发落、笔下批文，可以说是能一心几用，极聪明。他本来只是个秀才，后来被段祺瑞相中当秘书，然后就被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算得上是文武双全。我看过他留下的几首诗，写得的确都很棒。他和北洋时期的林琴南、杨云史这些文化名人都过从甚密，关系非常铁。但这个人的问题也很多。第一，刚愎自用，觉得全世界就他最聪明，其他人都不行。这就使得他与别人的关系很紧张，比如他跟同是段祺瑞重要幕僚的靳云鹏就是死对头，皖系后来在崩溃之前内部先发生分裂，与此就有关系，靳云鹏本是段麾下武将中最好的一个，后来却率先反叛了。第二，徐树铮太好独断专行，遇事不请示就直接干了。他的主公后来主张对德宣战，是想站在协约国一边，而徐树铮却认为德国人好，因为他去过德国，对德国人很佩服（当然，段祺瑞也去过德国），所以他认为政府应该站在德国一边。当年一战爆发后，日军围困青岛，德国守军反应很仓促，毕竟大部分是海军，所以陆战武器紧缺，没有枪支弹药。然后小徐就偷偷往德国守军方面运送了一万多支步枪，这些事儿当时若是被抖出来就会造成很大的国际麻烦，但是小徐敢在他的主公段祺瑞不知道的情况下这样做，由此可见其独断专行的风格。第三，徐树铮最大的毛病就是好用权术，他太爱这东西了。我曾讲过，当年袁世凯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总用权术。权术并不是不能用，但若是一个人没有大韬略、大格局、大想法，那么，权术用多了，可能就会适得其反。

段祺瑞对徐树铮的确是非常好，而现在为了能够平息府院之争，他竟然能够把自己最亲密的政治幕僚开了，由此可见，段祺瑞在当时还是很想按照民主的议事规则把这件事儿处理好的。但是，他越想办好越办不好。比如，他跟国会的关系怎么协调也没法玩活，跟总统府也一直存在纠纷。后来他急了，干脆还是来权术，玩黑的，直接拉督军团，让军人干政。后来段祺瑞每次跟黎元洪的关系一紧张，就让督军团出面嚷嚷，这时候黎元洪就软了。要知道，这就是中国政治的一大难题，每逢当政者想按照民主的程序办事时，这套东西玩不转，而用传统的方式办理时，可能又会很灵。你让他怎么选择？段祺瑞绕开民主规则的第一次成功，就是处理府院之争。

府院之争，起于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到1916年时，日本和美国都希望说服中国参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欧战陷入了胶着状态，双方逐渐转入阵地战，掘战壕以备长期固守。这就需要征集大量的劳动力，当地的民工不够了，缺乏挖战壕、抬伤员、运送枪弹的人手，这一系列的苦差事在当时欧洲也没人愿意干，于是一些国家就希望到中国招募华工，尤其是中国北方山东的农民，身材高大，能吃苦耐劳。但如果中国不参战，那么他们从中国招募华工就很麻烦，此前他们已经通过“绑猪仔”这种方式弄了一些人过去了，但这极不光彩，也太麻烦，不能一直这样做。当时尤其是协约国，特别希望从中国招募华工，因为整个山东实际上都已经被协约国占据了，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取了青岛和胶济线，而威海又被英国人占领。英国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弄了一些华工到欧洲，但它不能大规模地弄，所以希望借美国人之口来说服中国，而日本也一直怂恿中国参战。当然，协约国从一开始就没指望让中国人出兵，其实他们都没指望日本出兵，日本打完青岛以后就没打了，所以说日本参加了一战也是件玩笑事儿。

当时为了说服中国参战，列强肯定要做出一些美好的允诺。而段祺瑞政府此时又的确比较困窘，财政捉襟见肘，内政外交也都不大顺利。列强在这个时候开出的价码包括重新议定关税税率啊，取消庚子赔款中中国需向同盟国偿付的赔款，等等。协约国承诺，只要开战，中国就不必再向德国和奥匈帝国赔款了，而向这两国偿付的庚款比例很大，一来一去就是不少钱。那个时候段祺瑞是当家人，他觉得这个参战是有油水可捞，于是就想干。但是也很奇怪，黎元洪从北洋水师毕业，我们的海军是学英国的，所以他受的是英式教育，老师全是英国人，而段祺瑞学的是炮兵，他是到德国留过学的，但他却力主对德宣战，而黎元洪倒是一直觉得德国不能惹。就学背景完全不起作用，这就很奇怪。两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后来黎元洪表示可以让一步，中国跟德国及奥匈帝国断交就算了，起码应该保持中立姿态，但不能宣战，万一打不过别人，中国就彻底玩儿完了。黎元洪一直很忧虑，担心打不过德国人，到时候德国人卷土重来该怎么办，但是段祺瑞则是执意要打，结果就闹得非常僵。段祺瑞这次又找来督军团想压服黎元洪，但黎犯了倔劲，死活不同意，坚持不能对德宣战，最后闹翻了，黎元洪干脆就把段祺瑞的总理一职免了。

其实，按照责任内阁体制的设计，总统是不能罢免总理的，罢免总理只能由国会通过不信任票决议。但是，段祺瑞被免了以后，也不好意思继续在北京，就跑去天津了。这下各省的督军就都闹起独立来了，一则总统罢免总理不合法理，二则地方都不想跟着黎元洪干。黎元洪一看免了段祺瑞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就真的害怕了。此前督军团一直是在徐州开会，而徐州是张勋的大本营，所以张勋在这里就俨然以大哥大的身份行事。其实，督军团里并非没有比张勋更牛的人，毕竟军人干政也不是件光彩的事儿，所以希望找个比较傻的人当头，可以让他承担大部分的风险，所以就选中了张勋。这时张勋就表示，可以担当总统府和国务院的调解人，黎元洪巴不得有个人来居中调停一下，于是就招呼张勋赶紧进京。其实黎元洪在罢免段祺瑞时，相关的公文都没人愿意副署，没人愿意卷入这档子事儿，他没什么后台，此时还是很尴尬的，这个时候有人愿意出面缓解一下，自然是求之不得了。

张勋复辟

张勋是那种很一根筋的人。不过说良心话，在民国时，无论是在军阀的圈子里，还是在社会上，其实他的口碑和声望不像我们现在说的那么臭。虽然他统领的军队的纪律不是特别好，但据当年那些伶人回忆，其实张勋蛮厚道的，他请人唱戏、开个堂会什么的，给钱都很多，北京的江西会馆主要就是由他来资助的，他也对家乡奉新县所有进京读书的学生给予资助。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喜欢清朝，所以他的军队一直没有剪辫子，习称辫子军，他自己也不剪。袁世凯当政时期对他很优厚和关照，因为他只是北洋系统的支系，属于巡防营系统，但是他又属于巡防营系统中比较能打的部队。辛亥之后，有几支部队不是新军，一个是张勋的，一个是张作霖的，一个是陆荣廷的，他们都不是新军，其前身都是巡防营或是土匪，但都久经战阵，他们总打仗，新军反而很少打仗。打过仗的和没打过仗的军队是不一样的，辛亥革命时攻打南京的民军有那么多人，而张勋就那么几千人，打了那么长时间才打下来，而且还没能把张勋的部队都吃了，还是网开一面让他跑了，可见张勋的厉害。张勋就是一门心思想复辟，想回到清朝，其实当时这个基本是没戏了，但是他总喜欢提这事儿，开会的时候就喜欢往外捅，而这个时候，徐树铮就显现出玩弄权术的手腕了。

徐树铮当然不希望府院之争继续僵持，而且也明白一定要把黎元洪赶走。黎元洪怎么样才能被赶走呢，就靠张勋。督军团开会的时候，张勋又抬出复辟的调调，这时候徐树铮就怂恿督军团成员同意张勋的意见，最后签字的时候，这家伙又偷偷溜了，别的督军代表就真签字了。张勋看到这个，心里就踏实了。他手下辫子军一共两万五千人，他提了五千人进京。进京以后，张勋就肆无忌惮地复辟，声势特大。当时北京驻军其实有好几个师，但是大家听闻张勋要复辟，都不敢吱声了。本来是来当调解人的张勋，一进京就闹复辟。这个时候黎元洪才真正意识到了自己是引狼入室，只有赶紧逃命。他躲进日本使馆后就下了道命令，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委任他组织讨逆军，总统则由尚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理。

段祺瑞其实一直知道张勋可能会复辟，但是他却没有像徐树铮那样耍阴谋。张勋路过天津的时候，段祺瑞问他是不是要去复辟，张勋说是，然后段祺瑞就说，你若是复辟，到时我就要打你啊。所以后来张勋复辟失败，指着敌方战将说，你们哪里有资格打我，只有段祺瑞有资格打我，因为他跟我说过要打我的。这个现在听起来很好笑，但是那个时候就没人管啥信义了。

段祺瑞开始组织讨逆军，然后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手里既没有钱，又没有嫡系军队，一兵一卒都没有，连个警察都没法使唤。那个时候他跟曹汝霖关系很好，曹汝霖又跟日本人关系很好，于是曹汝霖就向日本三菱公司借了一百万，当时日元和中国的银元是同比值的，一个日元相当于一个银元，所以这笔钱来得很及时。然后段祺瑞就开始到各方收买军队，他首先收买李长泰的部队，就是驻扎在天津马场的第八师。李长泰很怪，给钱也不干，段祺瑞没办法，后来听闻李长泰新娶了一个小老婆，李长泰特宠爱这个新欢，于是段祺瑞就向李长泰的小老婆送钱，这女人就怂恿李长泰去打仗，结果就成功了。接着又找曹锟，曹锟不愿意干，但是吴佩孚愿意干，于是曹锟也被说动了。然后还有冯玉祥，冯玉祥此前刚刚被陆军部长免了，当时他是第十六混成旅的旅长。这个旅很大，因为冯玉祥也是一个不爱钱的军阀，有点钱就去扩军，整兵整枪，别人的一个旅少则两三千，多则四五千，他那一个旅就有九千多人，比别的一个师还多。那些团长之类的军官都只听冯玉祥的，冯玉祥被免了之后没人敢来十六旅，这时段祺瑞又让冯玉祥官复原职了。冯玉祥是个有点革命思想的军阀，复辟还了得，冯玉祥辛亥时候就搞过革命的。

所以，这三支主力部队一拉，其他人从旁跟上，然后就开到北京去打张勋了。当然，仗打得很热闹，却没怎么流血，象征性含义很强。用莫里循的话说，双方之间枪是放了不少，几百万发子弹都给打出去了，但是没伤几个人，倒是几公里以外的一只羊被流弹伤到了。双方军队没什么直接接触，还第一次用了飞机，当时南苑那边有航校，于是讨逆军派了两架飞机上京城扔*，丢了几个*下去，据说炸死了一个宫里的太监和一条狗。复辟就这么解决了，然后段祺瑞就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这次反复辟战役虽然很儿戏，但毕竟打完这仗后，张勋队伍从此土崩瓦解，他在北京的五千辫子军被缴械了，他留在徐州的两万人也被人收编了。而黎元洪也不可能再回来当总统了，冯国璋那个时候刚刚从南京过来继任总统，自己也不便跟段祺瑞抗衡，所以参战就没有问题了。中国正式参战，加入协约国，这一事件就种下了后来五四运动的伏笔。如果没有参战的事儿，五四也许就没有了。

南北交战

参战粉碎了复辟，虽然复辟和讨逆都只是儿戏，但这一过程为段祺瑞赢得了极高的荣誉。而日本国内此时也发生了变化。此前日本一直逼迫着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那时日本认为一战是日本独霸中国的天赐良机，以为可以借此把中国一举拿下。但在操作时困难重重，这种强势的压迫引起了中国国内的强烈反弹，同时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不满。日本掂量了一下自己的实力，知道自己不可能一口吞下中国，如果真要冒险强行开战，那么列强在结束了欧洲战事以后，很可能会马上调转头来，回到亚洲打它。所以，日本逐渐改变了对华的强硬路线。1916年后，日本的对外政策发生转变，大隈内阁下台了。当时日本的军国大事都是一帮军界元老说了算，大隈虽是武人出身，但干得不好，结果就被撵下台了，然后由寺内正毅组阁。寺内内阁是一个财阀性的内阁，寺内正毅原本是朝鲜银行的总裁，他在当总裁时和西原龟三的私交甚好。寺内当了首相之后，西原可以不经通报，直接进入寺内的内室，由此可见两人的亲密程度。

寺内为了掌控有关中国的真实信息，就把西原派往中国，希望他亲身观察一下中国的情况，与有关政界人士联络，为日本制定对华政策搜集资料、提供建议。西原龟三到中国转了一圈，搜集到很多情报。当他回去向首相复命时，觉得日本应该在中国找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并加以支持，应改变以前那种霸道的方式，转而运用比较柔和的方式，主要就是通过援助、贷款等经济计划来获得对中国的间接控制，使中国的货币与日元挂钩，然后逐步实现日本以前希望攫取的利益。日本将这种通盘计划视为一种王道的统治策略，而不是霸道的统治策略。寺内内阁随即采纳了西原龟三的建议，寺内首相委任西原龟三来具体操办这一事情。

段祺瑞刚刚在日本人的金元支持下领导讨逆军取得胜利，自然就对日本人抱有好感，他一看日本这次又伸过橄榄枝，而且开的条件很优厚，似乎也不要中国出卖什么国家权益，不像以前一说贷款就要中国放弃诸多主权。现在日本提供的借款不需要抵押，这样的借款谁不愿意要啊？本来段祺瑞是没什么雄心来以武力统一中国的，但这个时候有钱了，有钱就可以放手干了。当时西原借款的数额是很大的，前前后后将近有两亿四千多万，那时这是个天文数字。段祺瑞自恃财力雄厚，也希望建立赫赫武功，而当时他最大的心腹之患，就是西南军阀以及孙中山在广州建立的非常军政府。

孙中山在讨袁护法的时候就一直很失落，二次革命后他在日本搞了一个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后来成了一个小圈子，所有人都要按手印向孙中山宣誓，以表示个人效忠。国民党的大部分人都不干，一些有实力的大佬都纷纷抗议，像黄兴、李烈钧、陈炯明等人都不同意，核心圈子内讧使得中华革命党能力很弱。在讨袁革命的时候，孙中山基本没起多大的作用，风头都让进步党，也就是梁启超、汤化龙等人抢去了，这让孙中山很没办法。等到段祺瑞当政时，孙中山又不甘心，就悄悄把中华革命党废了，重新回来当国民党的总理事长，但事实上，孙中山在国民党内部已经离心离德了。此时孙中山既想抗衡北洋势力，又缺乏应有的本钱，于是只能依托西南军阀，依托陆荣廷、唐继尧他们，然后举起护法的旗帜。

这个护法的理由是很牵强的，因为段祺瑞其实已经恢复了民元约法。在粉碎张勋复辟之后，段祺瑞认为第一届国会的任期已经到了，应当改选议员代表。若是按照年头来排，这届议会已经到期（其实已经过了），的确到了重选的时刻。但由于各种原因，比如袁世凯和张勋的两次复辟，第一届国会的实际任期没有到，孙中山就拿这个说事儿。这么弄就很麻烦，两个人各有各的道理，但其实也是完全可以协商的，但孙中山就像宋案发生时那样，直接搞武装反抗。西南军阀本来就不希望段祺瑞真正统一中国，所以他们也都半真半假地同意参与组建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当然，对段祺瑞来说，这种事情是不能容忍的，不可能让中国存在两个中央政府，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广州。按道理，段祺瑞本来是没能力去征服广东的，但这个时候有日本人的钱了，就可以派兵去打了。所以从1917年下半年开始，南北就开始交战。这都是钱起了作用的，没钱就打不了仗。

北方进攻南方，必须经过湖南这一关。湖南是南方的门户，因此首先就要打湖南。湖南守不住，向南宁求助，桂军一加入，双方就开始拉锯。一开仗段祺瑞就发现一个问题：他没有嫡系武力，想找人打仗就必须给人钱，而这帮军阀拿了钱还不一定就出力打。当时各省督军向南方前线派出的军队都是些乱七八糟的军队，比如此前张勋的辫子军就是被安徽军阀倪嗣冲收编了，段祺瑞让倪嗣冲出兵，他就直接把张勋的部队派出去了，让江苏督军李纯出兵，李纯就把他之前接收的那些杂牌军，比如张宗昌派过去了，当时北方各省各种零散部队都被派到了湖南。在第一轮派兵中，唯一一支像样的嫡系就是第七师，也就是张敬尧的部队。张敬尧的部队在以前还是不错的，当年攻打武汉三镇的时候都非常生猛，经常光着膀子提着大刀往上冲，但现在基本没戏了，也不能打。所以第一轮的战役基本是北方战败。第二轮战役就出了生力军，直隶督军曹锟把他的第三师派来了。曹锟之所以愿意干，是因为当时曹锟和段祺瑞走得比较近，段祺瑞为了促使曹锟出兵，就向他许愿，说第二届国会选举时，一定把曹锟选为副总统，曹锟这人特别喜欢当总统，所以他就答应了。

再来说吴佩孚。吴佩孚本来是曹锟手下不得重用的一位将领，曹锟从来没觉得吴佩孚是个人物，一直让他当副官长，一直到曹锟驻扎在湖南时才开始重用他。国庆时要举行民众大会，当时湖南督军汤芗铭要找驻军来讲话，但是曹锟哪里干得了这种事儿啊，就让吴佩孚去讲，吴佩孚讲得特好。汤芗铭想，军中哪里有这样的人才啊，这样的人才却只是个马弁头，办公室主任，太可惜了，然后就打电话给曹锟，想索要吴佩孚。曹锟一想，既然你想要，就说明吴佩孚是个人才了，那我干脆自己用吧。当时第三师有两个旅，曹锟就让吴佩孚当其中一个旅的旅长，然后又逐渐升为师长。吴佩孚当时也想打，因为打仗可以建功，而且当时他这师里有个旅长资格比他还老，不听话，他想借打仗之机把他给撸了，后来果真就这样把那人换了。虽然吴佩孚还是忠于曹锟的，但他已经可以自行其是了。

吴佩孚属于北洋军阀的第二代，是很能打的。北洋军阀的第一代虽然也学过军事，有的还留� �洋，但学的东西都有限。按照外国武官的说法，他们打仗基本上都是按照演习的方式，一丝不苟地开展，别的都不会。但是第二代就开始有自己的心得了，开始琢磨怎么带兵打仗。吴佩孚也属于那种不爱钱，就喜欢带兵，就喜欢训练军队，喜欢琢磨怎么打仗的人。他的第三师加入后，整个战局就不一样了，一下子就把南军打了个稀里哗啦，从岳州冲到了衡阳。当他进入衡阳城的时候，他和张敬尧同时接到了北京的命令，给张敬尧的命令是委任其为湖南督军，给吴佩孚的是要继续前进，打到广州去。吴佩孚当时就火了：我打下的江山，让别人来当督军，还要我继续拼命！他震怒至极，干脆就屯兵衡阳，不打了，接着就跟南军，也就是当时谭延闿、赵恒惕统领的湘军搭上了话，自此休战。吴佩孚把湘南所有的税收尽数截留，同时还通过曹锟不断地向中央要钱，仗虽然不打了，但钱还是一直要催的。段祺瑞可能一直没觉得其中有问题，就觉得吴佩孚这仗打得很好啊，再往前就到广州了，于是就一个劲儿地督促，希望吴佩孚再接再厉，一直给钱，勉励他继续往前打。虽然吴佩孚不打了，但是段祺瑞相信他还会继续往南打，于是不断地把钱往里砸。吴佩孚就用这些钱继续招兵买马，拼命扩军，新增了好多的补充旅，这样他的一个师可以顶别人的三个师。

这场战争使得吴佩孚迅速崛起。在此前，老直系，也就是冯国璋等人，其实并不希望打，因为这仗若是打赢了，那么他们就无法跟他的老把兄段祺瑞抗衡，那时候段祺瑞的威望就会更高了。本来冯国璋已经处于直皖争斗的下风，这个时候就更不行了，所以只能背后捣乱。在南北开打以前，冯国璋就经常指使长江三督，就是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和湖北督军王占元等人发些电报，捣捣乱，但是也没有阻止战争开打，也没有阻止战争进行。当时北军的后勤兵站都在湖北，如果王占元真要捣乱的话，可以干很多坏事儿，但他其实也没有干，毕竟此时北洋还没有真正裂变。

总统冯国璋在北京其实就是个囚徒，基本没什么行动自由，也干不了什么事儿。每次小徐找他盖章的时候他都非常痛快，他真不像黎元洪那样，时常还要犯点儿倔脾气。现在想想小徐处死陆建章一事，不管怎样，陆建章当过督军的陆军上将，小徐不经审判就把陆骗到他的司令部吃饭，然后在花园里溜达时，后面一个卫士一枪就把陆毙了。把人杀了以后，徐树铮又要伪造证据说经过了正式审判，说陆建章干了诸多坏事，而且承认犯罪事实，然后就去找冯国璋盖章。冯国璋看了一下，你居然把陆建章杀了，这是你们闯的祸，我可不同意，但你们是搞责任内阁，你要我盖章我就盖章，但这事儿我不担责任。他就是这样，根本不管政事。据说有一次冯国璋突然不想在北京住了，觉得太闷，他想回南京，就带着卫队南下，走到安徽蚌埠的时候，被倪嗣冲派人截住，然后送回北京。其实他手里有兵，真要动武，倪嗣冲也未必真的敢动手。

接下来，段祺瑞利用西原借款，编练了自己的嫡系武装参战军，刚编好，这边欧战结束，就改成边防军。一战结束，协约国战胜，中国也跟着成了战胜国，段祺瑞的威望达到了顶点，随即却跌落了下来。因为第二年，也就是1919年召开巴黎和会，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居然像战败国一样，成为人家的战利品。失去的青岛和山东胶济线收不回来，治外法权不能废除，关税也不能自主，这一切的责任，都落在了段政府的亲日政策上。五四运动爆发，刚开始皖系政府还尽可能地克制，满足学生的要求，但反日运动兴起，还是让皖系大失颜面。这个时候，直系的吴佩孚趁机发难，高调声讨卖国政府，批评皖系的亲日政策。经过五四运动，直系声望直线上升，直皖矛盾也日益激化，皖系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严重削弱。

第二年夏天，直皖开战。虽然战前皖系在兵力和武器上占优势，但在士气和作战经验上处于下风。作为皖系主力的边防军，虽然装备很好，军官也多为军校学生，但毕竟从未打过仗。加上五四运动刚过，皖系士气低落。所以，接战不久，皖系便大败。说起来，这场几十万人参与的大战，直接战斗却不多，一共死伤不过几百人。由于此前徐树铮已经得罪了奉系的张作霖，所以，在战争中，奉系帮着直系。

战争结束，作为最大军阀集团的皖系基本瓦解。北京政府由直系和奉系两家控制，当然，直系的份额要大一点。在这种情况下，直系和奉系的矛盾就开始激化。奉系张作霖的胃口很大，步步紧逼。曹锟犹可，吴佩孚却不买账。五四以后，吴佩孚变得非常“进步”，因为他占了进步和爱国的便宜，得了甜头。他对于张作霖这种思想落后，又是绿林出身的人，压根就看不起。况且，直奉之间，不仅观念有别，也的确存在着利害冲突。所以，不到两年，双方就打了起来。相比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的激烈程度要稍高一点。奉系的军队虽然装备不错，但依旧是巡防营的套路，指挥官多为张作霖做胡子时的班底，所以一败涂地。幸亏郭松龄和张学良训练的二、六旅还能打一点，又加上日本人的袒护，奉军总算退出了关内。从此之后，直系独占北京政府。

但是，直系内部很快就出现了问题。首先是内部分裂，曹锟周围人的保派（保定）和吴佩孚的洛派（洛阳）出现分歧。吴佩孚跟直系另一员大将冯玉祥也闹得势同水火。由于吴佩孚高调爱国，所以，直系控制的政府，不能做任何以往政府跟列强做的交易，因此财政极为困窘，不仅政府工作人员欠薪，连直系的军队也欠饷。在这种情况下，曹锟还要过总统瘾，花大钱收买议员，投票让他当总统，弄得直系声名狼藉。1924年，奉系在准备了两年之后终于发难，奉直双方爆发第二次大战。由于事先奉系已经收买了冯玉祥，所以，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冯玉祥突然倒戈，会师北京，囚禁了曹锟，导致前线溃败。

战后，北京政府由冯玉祥和奉系联手控制，重新抬出段祺瑞做临时政府的执政。但奉系的实力要大大超过冯玉祥，不久，奉系和冯系闹翻。在一连串交战中，冯玉祥的国民军失败，冯玉祥下野，北京政府由奉系单独掌控。

然而，奉系的迅速扩张，又引起了关内各派军阀的紧张。孙传芳崛起于东南，吴佩孚也在各地军阀的拥戴下再度出山，号称十四省联军总司令。于是形成了张作霖、孙传芳和吴佩孚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这个时候，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开始了。自五四形成的民族主义和进步思潮，最终合流为国民革命。由于列宁主义的思想和组织渗入，国民党面目一新。在国民党旗下的军队开始北伐，但此时所谓的三大军阀却各怀鬼胎，因此被北伐军各个击破。到1928年，张作霖出关被日本人炸死，北京被北伐军占领，北洋军阀时代就结束了。民国，进入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