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劳克林·居里（一译为柯里）是一位个子矮小，但有自负可以弥补身高不足的美国人。他和罗斯福总统私交不错，对中国事务非常热心。为此，一九四○年春天，他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顾问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过多次会晤。自那以后，他一直在华盛顿主管美国援华租借物资。有意思的是，他不赞成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以中国采取行动为条件。他曾公开对马歇尔将军说过这样一句话：

“考虑到中国必须依靠我们才能不断得到援助，所以不必担心将来会发生他们不合作的麻烦。”

居里此次使华的任务是什么呢？从他和蒋介石等人未来举行的会谈内容可知，罗斯福总统对他的授权是：

一、印度独立问题；

二、改善中美、中苏关系；

三、战后土地分配与国际政府；

四、中美外交摩擦原因；

五、租借器材所有权转让问题；

六、三路反攻日本计划；

七、美军部不满宋子文、美舆论批评中国政治等问题。

蒋介石对劳克林·居里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特使来华是十分看重的。他根据传统的纵横外交之策以及自己的治国经验认为：劳克林·居里是罗斯福总统的御命全权钦差大臣，他即使无权在华处理有关事宜，但他在华所获得的方方面面的情报，也必然成为罗斯福总统对华决策的依据。因此，他和夫人宋美龄破格欢迎居里的到来。但在热情地拥抱、频频地碰杯过后，蒋介石夫妇和居里都摘掉了微笑的外交面纱，正襟危坐在会谈桌的两边，开始了正式会谈。

蒋介石是一位十分会抓主要矛盾的大谋略家。他清楚劳克林·居里使华的使命是多方面的，但他最关心的问题还是中美双方对于租借物资的权限，而时下解决该项权限问题的核心则又是史迪威的去留。因此，在会谈开始之前，他就通过不同的渠道，调动作用各异的“射手”，以史迪威为靶子，相继射出了密集的明枪和暗箭，妄图采用先下手为强的政治策略，置史迪威于死地。而在正式会谈开始之后，他又故作大国领袖的姿态，若无其事地倾听居里的发言。

客观地说，居里与史迪威在本国内并无多少交往，自然，他对史迪威也不会有明显的好恶之感。他就像是任何一位美国使华的外交官员那样，首要的任务是维护美国的利益以及在华美国人的尊严。所以会谈一开始，他就针对蒋介石对史迪威的责难，郑重而全面地作了如下答辩：

“史迪威军事声望甚高，为马歇尔最亲信之人员，如无在华必要，马歇尔可将其调派他处服务。史迪威双重任务，与其管理租借物资权限，皆曾经宋子文与史汀生所商定，有交换函件可据。宋子文不将史（汀生）宋交换函件报明，又不将罗斯福总统七月三日支持史迪威之电文转呈委员长，皆非史氏（史迪威）之咎；至史迪威不将委员长五百架飞机之要求，转向华盛顿申请，又不肯将中航公司飞机两架，拨归航空委员会使用，亦皆有其理由。今三星期不蒙召谒，数次上书又不获答，伊本是急功好动之人，深感郁闷，对外不免怨望。现似只有三种补救办法：一、将其调回美国；二、取消其双重任务；三、在所拟作战计划中，明定其地位与权限。”

居里这篇答辩书，不仅为史迪威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洗白，同时也以主动进击的姿态把球踢给了对方。

蒋介石或许是对居里使华企望太高的缘故，听了居里这振振有词的答辩之后，胸中猝起的怒火烧得他坐立不安。尤其当他听到居里责难宋子文越权行事，造成中美关系紧张的那段话时，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好不自然，唯有暗自大骂宋子文授美国人以柄！但是，他毕竟是一位民族自尊感很强的政治家，懂得在外国人面前“护短”，因而他有意避开了宋子文使美的功过这一要害问题。接着，他亲自披挂上阵，对史迪威展开了全面的“围剿”。请看亲台学者梁敬先生的有关记述：

“委员长谓：一、史迪威之双重任务，我不反对，但伊为我之参谋长，总是我之幕僚，而伊对我动辄以总统代表自居，又来函谓伊行使总统代表职务，所有在华其他地位皆不适用，使我不知应以何种身份相待，故宁可少与见面；二、我认为美国代表团来华任务，应为改进中国陆军，组织中国空军，增进中国作战力量，而伊到后对此皆未注意，伊总以为中国本无空军，纵得军事器材亦不能为有效之运用；三、缅甸之役，我命第五、第六两军入缅助战，伊不喜第五军军长杜聿明，遂不肯以其统辖之第十路空军助杜作战……缅战失利时，伊与罗卓英不遵我之指示，连向密支那撤退，使我数万大军饱受冻馁，死亡逾千；四、伊令残军退入印度，事前并未向我请示，其个人于离军赴印之后，又控报罗卓英弃队逃往保山；五、伊谓我对前方将领颁发指示，系干涉伊之职掌，但我之指示……皆曾饬令前线将领，送伊阅看，并无隐加掣肘之意；六、至于申请五百架飞机之事，伊不遵令申请，又不将不能申请之事由，向我报告……总之，我请美国推荐联军参谋长，自始即无借是猎取美国物资之意，此点望君报明罗斯福总统。至于史迪威应否调回，则系美政府之事，我决不表示意见。在史迪威身份未表明以前，我觉得不便与之见面，伊如有商讨租借器材之事，可与何应钦等接洽。”

居里和蒋介石对史迪威问题都亮明了各自的观点，似难统一。为此，居里与蒋介石连续进行了七次会谈。居里为折服蒋介石，遂采取了如下三种策略：

一、为史迪威答疑解围。如“居里对于史迪威何以不将调军入印之决定，先向委员长请示，又何以下令调兵入印之后，复自否认，均不能代为答复；而对于史迪威于拒绝五百架飞机申请之后，不将拒绝理由向委员长报告，则认为不合”。

二、声明史迪威的心是向着中国的。居里举例说明“史迪威热心华事，尝自动迭向马歇尔要求派兵三个师来缅助战，为马歇尔所斥责。最近伊曾拟出三路攻日计划，以配合太平洋上之对日攻势，故如于此际更换史迪威，则中国将有四大不利：（一）延误三路攻势计划之实行；（二）影响中美亲睦之外交；（三）继任新人未必便能胜过旧人；（四）而善后办法又非俟本人返美面向各方陈述，不能使美方彻底了解此间之困难。委员长答谓此事本无立即解决之必要。居里乃提议在过渡期中，准史迪威赴印视察英缅军队担任三路攻日之能力，与中国在印军队之教练，委员长许之”。

三、借攻击宋子文使美，平衡史迪威使华。居里清楚宋子文于蒋氏政权的作用，更知道宋子文在美国各界的特殊地位，如果蒋丢失宋，就等于失去了一位代他向美国讨要军火物资的外交高手。所以，居里于会谈中再三强调美国军界要人——尤其是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陆军部长史汀生对宋子文极为不满，认为宋是造成中美外交不睦的主要原因，曾要求罗斯福总统致电中国调回宋子文。

蒋介石对于居里使华的企望无一实现，真是令他失望极了！但是，他作为政治家审时度势，清楚地知道是到了面对现实和当机立断的时候了。为此，他和夫人宋美龄度过数个不眠之夜，共商对策。最后，他们终于清醒地看到了这样的未来：

一、蒋介石无论向居里施加多少压力，美国也不会放弃“管理租借物资权限”。为此而把中美关系闹僵，受损失最大的还是蒋记政权。

二、史迪威使华的双重任务——管理租借物资和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也是无法改变的。美国政府可以应蒋介石之请调回史迪威，但谁来继任史迪威遗留下来的空缺呢？这是美国人的事。待到他们夫妇想到将由马歇尔、史汀生这些军界大亨决定新的使华人选时，很自然地会想到这种可能：“说不定新的继任者还不如史迪威呢！”

三、蒋介石坚持调回史迪威，必然要激化和美国军部的矛盾。结果，不仅援华的军火物资受损，而且马歇尔将军有可能向罗斯福总统施加压力，请蒋介石调回宋子文。在蒋氏的棋盘上是史迪威重要，还是宋子文重要？他自然看重的是后者。

这就是制约蒋介石难于在居里面前公然与史迪威决裂的原因所在。

史迪威通过来自美国军部的消息，知道居里此次使华不会给他带来福音。但是，他作为一名爱惜自己荣誉的军人，收复缅甸、雪耻报仇的信念一直在推动着他，使他想在战败的废墟上创造奇迹。同时，他还坚信美国有着巨大的讨价还价的威力，能迫使中国同意改革军队，克服政治上的障碍，为他在缅甸创造奇迹提供条件。所以，他依然寄希望于居里的重庆之行能迫使蒋介石让步，同意他精心筹划的蓝伽计划。也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在居里和蒋介石会谈期间，他再次给蒋介石转呈了一份备忘录，为促使蒋氏和自己采取统一行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在他的想象中，蒋介石看在居里的面子上也会召见他，即使不能达到和谐如初的效果，起码也能把业已存在的分歧当面讲个清楚。

在蒋介石看来，有意冷淡史迪威是一种制服史迪威的策略，同时也是加强和居里谈判效果的有力砝码。所以，他仍旧不会理睬史迪威的会面请求，甚至居里对此发出责问时，蒋氏依然故我。这就极大地激怒了史迪威！但他因为见不到蒋介石，连发怒都失去了对象。怎么办？他只好借给妻子写信发泄满腹的愤怒：

这是我至今所从事的最枯燥无味的工作。我试图劝导和说服的人，是一个顽固、无知、满脑子偏见和自负的暴君……

马歇尔将军或许担心居里作出违背美国政策的承诺，并进而对史迪威构成压力，遂在居里与蒋介石会谈期间，给史迪威发来了一通长电。史迪威阅后大喜过望，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他的真实心情：

马歇尔来了长电。蒋介石打电话给宋子文，说我打电报给美军参谋部拒绝转让两架运输机。一派胡言。还有，蒋介石不得不向我请求得到已经交付给中国的租借物资。又是一番谎话……有的杂种总想让我丢脸。蒋介石说了一大通废话，什么我不能有双重身份，还有我所处的地位能够对他的命令置之不理。很显然，他以为他对我这个参谋长发话要五千辆坦克，我就得搞到。罗斯福回敬了他，告诉他根据法律，我是总统的代表，有着与参谋长不同的身份……他指责说我宣称作为总统代表，我有权监督和控制已经交付中国的租借物资，另一方面我却拒绝采购用于打击共同敌人的弹药。我的观点是，作为参谋长，我不能被命令去找物资……宋子文正在那里向美国政府大肆游说（正是因为这一缘故，在过去的一周里他们无视我的存在）。

不久，马歇尔又来电告知史迪威，罗斯福总统发给蒋介石的支持史迪威的那份电文被宋子文扣发了。史迪威阅后愕然，大骂宋子文是“该死的白痴”。他按照一般正常行事的规则还发出这样的惊叹：“他（宋子文）不知道会吃苦头吗？他会被叫去狠狠地训斥一顿、丢官免职的。”由此他还得出这样的结论：“像他这样级别的官员竟扣留了弗兰克（罗斯福）给‘花生米’的如此重要的信件，我对自己的失宠就不感到惊讶了！”他深知这件事的重要，主动“找到居里，把事情详细地告诉了他”。史的目的是单纯的，他认为居里作为总统私人代表“将向弗兰克争取到解除禁令的许可”：“那样我就一身清白，职权明确了。”

这也就是居里与蒋介石会谈时维护美国利益的政治依据。

史迪威对于居里为自己“仗义执言”是抱有好感的。但是，他在和居里第一次晤谈时这位总统私人代表就明确告知他，他所希望的美国政府向中国战区派出美军参加收复缅甸战役和蒋介石要求的美国派出三个师的美军都被否决了，因为这直接违背了“欧洲第一”的战略。把话说白了，美国在中国战区的义务是：美国出枪出炮，武装中国军队抗击日本入侵。自然，居里不便明讲，而向蒋介石解释的理由又是如此的可笑：“因为运输量太大。”就这样，美国政府否决了蒋介石的三项要求之一——美国参战。

这对蒋介石而言是意料中事，因为他提出这项要求的真实目的，是施压美国政府，使之向中国提供更多的军火物资。

但是，这对意在收复缅甸、雪耻报仇的史迪威而言就打击太大了。诚如前文所述，史迪威瞧不起英国军队，痛恨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指挥官，他把收复缅甸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美国军队参战之上。近几个月来，他不止一次地幻想：他得心应手地指挥美国军队挺进东南亚，在缅甸战场上把日本鬼子打得抱头鼠窜。他如此幻想的潜台词是：“缅战失败不是我史迪威指挥无能。”时下，他的这一幻想彻底破灭了。接下来，当他重新构想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的时候，剩下的唯有整训中国军队一途了！几乎是同时，他的脑海屏幕上又闪现出蒋介石的形象。他不得不痛苦地面对这样的现实：想在缅甸战场上雪耻吗？那就必须和蒋介石这个“暴君”合作。

居里作为总统私人代表，在和蒋介石例行会谈的同时，还和史迪威进行了多次会晤。除去交换中美关系的有关情况而外，他也直言转述了蒋介石对史迪威的不满。

史迪威或许是自恃有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的支持，向居里坦言了他和蒋介石的矛盾。说到激动处，他甚至以极其尖刻的语言指出：“只要在美援物资问题上对蒋介石的意志稍微顺从一些，并向华盛顿建议接受委员长的武器申请，而不要对美国援华物资的使用过分苛刻”，“我是可以与蒋介石和睦相处的”，“他们还答应向美国总统为我晋升四星上将作努力”。最后，他突然变色，郑重地说道：

“我是美国的将军，我不能在任何别的基础上与他合作。”

诚如前文所述，居里是反对现行的美国援华租借法案的。因此，他听了史迪威这番慷慨激越的话语感到很不舒服，有时还觉得那样的刺耳。可是他作为一名在美国政坛混迹有年的政客，又清楚不能无视史迪威对美国的忠诚，而这种对祖国的真诚又是不能指责的。他沉吟良久，严肃地问道：

“据说你对委员长的某些言行有失检点，是这样的吗？”

“我不知你指的是哪方面的言行。”

“听说你给委员长起了个外号，叫‘花生米’，可有此事？”

史迪威不会扯谎，有点尴尬地点了点头。

“听说你在背后还骂过委员长这样的话：我们是同一个叫做蒋介石的愚昧无知的人、文盲、狗娘养的农夫结盟。可有这样的事吗？”

“有的！”史迪威一听居里是用质问的口气和他谈话，且又是说些鸡蛋里挑骨头的小事，顿时火了起来，“我这番话是在背后说的，但它却说出了蒋介石的本质。”

“但你却超出了自己的职责！”居里自视是总统的钦差大臣，肃然厉色，以“教师爷”的口吻训道，“临行前，罗斯福总统让我转告你和驻华大使高斯，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古国，蒋是领袖，必须以领袖视之。我们在华的军事和外交人员，既不要干涉中国内政，也不允许诋毁中国的领袖。”

史迪威和高斯对居里这次访华的评价是：他为讨好总统罗斯福，想用一种不费力气的办法——不惜贬低美国在华工作人员，以平息蒋介石的愤怒。就史迪威的性格而言，他听了居里这盛气凌人的训导，本来一定会给予无情的还击的。但是，时下居里的身份是总统特使，自然是代表总统说话的，所以他这种尖刻的本性又让位于军人的服从了。他当时缄默不语，是日夜间写日记的时候，又在笔下怒斥居里是个“神经不正常的小人”。

居里并不知道史迪威复杂的内心活动，从表象上，他认为自己的言行完全慑服了傲岸不逊的史迪威。他本着所谓乘胜追击的原则又严厉地质问道：

“据委员长讲，你曾经公开对他说：如果‘委员长同意，我将率领共产党的队伍去进行夺回缅甸的战役’。有这样的事情吗？”

“有！不过那是我影射他无意收复缅甸时说的一句玩笑话。”史迪威为了验证自己是说玩笑话，又补充说道，“他当时也近似开玩笑地回答说：‘那我愿服从史迪威将军的命令。’”

“你理解错了，当时，委员长可不是在说笑话。”

“那他……”

“是对我们美国的一种抗议，说我们表面上拥护国民党，而心里却相信共产党。”

这种解释，等于又砸了史迪威的“醋坛子”，他当时大讲了一通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日、积极**的事实，又说了周恩来曾经允诺把八路军交由他指挥抗日。最后，他无比愤慨地说道：

“我们美国人的最高宗旨是消灭法西斯，打败日本军国主义，而不是帮助蒋委员长消灭共产党和八路军！”

“可你毕竟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啊！”

“那我们的罗斯福总统还是同盟国的领袖呢，可他不仅公开支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红军抗击希特勒入侵俄罗斯，而且还通过各种渠道支持东欧地下的共产党抗击法西斯的入侵。而我史迪威仅仅说了句玩笑话……”

“好啦，好啦……”居里不耐烦地摆了摆手，阻止史迪威借题发挥，“我只是给你提个醒：不要介入进国共两党的纷争中去。”

“看样子，你此行是没有会见驻在山城的中共要人的任务了？”

居里淡然一笑，遂点了点头。

“那周恩来先生一定会感到十分遗憾了！”史迪威沉吟片刻，下意识地叹了口气，用十分惋惜的口吻说道，“我认为阁下此次中国之行不见周恩来，也是一种遗憾。”

周恩来坐镇重庆，时刻关注着蒋介石和史迪威这一对矛盾的发展。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中国战区抗击日寇侵略的成败，还直接影响到国共两党军事实力的消长。所以，他对以调解蒋、史矛盾为目的的居里使华，也必然会给予特别的重视。

诚如前文所述，周恩来十分熟悉蒋介石的治国之策，也清楚蒋介石和史迪威这对矛盾的核心——是把美援物资用于时下的抗战，还是作为将来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的物质基础？就这个意义上讲，他是支持史迪威的做法的。另外，周恩来对居里是有所了解的，尤其对居里公然反对美国有条件援华租借法案更为担心，如果这位总统特使站在蒋介石一边，说服美国政府改变这一政策，必将从根本上损害中国共产党的利益，给战后打败国民党，取得全国的胜利带来极大的困难。因而，周恩来有责任遏制美国援华租借法案的改变。

周恩来作为一位纵观国际风云的战略家，非常清楚美国对苏联的政策是权宜之计。因为从根本上讲美国是反对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不含中国共产党的。自然，美国的援华物资也没有八路军的份儿。如何改变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呢？周恩来制订的基本方针是：广交朋友，加强交流，化解一切不利因素。为此，他和约翰·戴维斯等一批思想敏锐的美国在华人员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但他也清楚，要真正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还必须设法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人。

基于上述理由，周恩来于七月三十一日约见了戴维斯，坦言：“中国抗战目的只在保存实力，供争取国内优势之用，除用交换压迫方法外，租借物资将被囤存，反攻缅甸必须以美国人为统帅。”最后，他又诚恳地表示：

“我希望会见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居里先生，当面向居里先生转述共产党人对抗战，对中美关系的意见。”

约翰·戴维斯或许是太了解腐朽、黑暗的蒋氏政权了，也或许是被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他不但完全赞成周恩来的上述分析，而且非常同意居里应该听一听中共方面的意见。他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影响罗斯福的对华外交策略。因此，他作为史迪威的“国务卿”愉快地接受了周恩来的请求，并要史迪威当面转告这位总统特使居里。

但是，这位只想讨罗斯福总统喜欢的居里，不愿冒和蒋介石闹翻的风险，婉言拒绝了会见周恩来。

周恩来获悉居里婉拒会见的消息，深表遗憾。

他为了继续对居里做工作，于八月六日请戴维斯函告居里：“希望美政府加紧控制租借物资，勿被当权派储作他用，美国宜以征取日本北攻西伯利亚情报为由，派遣代表前往共区采访一切。”

也就是在这次和居里晤谈之后，史迪威接受了“我们到这里是与中国政府合作的”思想，从此打消了自己再度访晤周恩来的念头。

但是，史迪威认为居里婉拒周恩来除去政治原因而外，还因反对周恩来主张由美国统管对华租借物资大权的意见。果如斯，史迪威认为对自己未来在华工作是十分不利的。为此，他给居里写了一份备忘录，除继续坚持由“美国为缅甸战役提供大量援助，但要求蒋介石保证，以改革军事和进行战斗作为增加援助的条件”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政权可能把美国当傻瓜捉弄。这个政权敷衍塞责，言而无信，它虽期望盟国胜利，但却不尽本分的努力去获取胜利，企图到战争结束时囤积一大批军火，从而让自己永存下去。”

对此，居里并不关心，因为这并不是他此次使华的任务。

历经居里的外交折冲，蒋介石和史迪威都感到为达到各自的目的，在短时间内谁也不可能离开谁。既然如此，他们都很理智地抑制了个人的情感，设法找到重新暂时合作的机缘。或许是蒋介石想留给居里一个豁达、大度的一国领袖形象，也或许是蒋介石遵从中国的传统——给客人一个完满离开中国的面子，他主动地采纳了史迪威提出的反攻缅甸的“脱身之计”。但他却“狡猾地提出两个参加缅甸战役的条件，即美军必须参加海上和地面战役，和必须得到空军的强有力支援”。最后，他又向居里郑重地强调：

“中国参战与否，首先取决于中国认为英国政府是否有意参战。”

居里使华的任务，是使剑拔弩张的史迪威和蒋介石坐下来，面对面地消除各自内心的愤懑，把暂时不能解决的政治问题搁置一边，在反攻缅甸方面取得统一。因而他一听蒋介石的口气，十分聪明地答说：

“可以，可以！为了不再生出其他枝蔓，趁我在重庆期间，委员长和史迪威当面讲清，由我向罗斯福总统汇报。”

就这样，蒋介石同意再度会晤史迪威。他为了做得自然，把再见史迪威的场合选在欢送居里的宴会上。

但是这次相见对史迪威而言，唯一使他高兴的是再次见到了他所敬重的宋庆龄女士，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孙夫人是三姐妹中最令人愉快的，可能也是最深沉的。她非常敏捷可爱，文静自信，细致周到，穿着很得体。”但他对蒋介石依然没有好感，挖苦地写道：

蒋介石来晚了，他去做晚祷告了，任何事情都不能打扰他，这是一个新把戏。无论如何，他对祷告是很认真的，不论他是真心的还是做样子。也许他正通过和他的上帝交谈来增强自己的直觉。他严重依赖他想象中的心理学知识（中国心理学）。你怎样感化像他这样的人？你怎样了解他的观点？他可以运用他的“直觉”而置逻辑和理性于不顾……他的顽固是不容争论的。他已经完全失去了讨论的习惯，实际上是因为在他的周围都是唯唯诺诺的人。没有一个人敢告诉他令人不快的真实情况，因为他会十分恼火。他处于窘迫的困境之中，他能希望的最好情况是保持目前建立在恩威兼施基础上不令人满意的势力均衡。他不向前迈进一步，也不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以改善中国的地位，这样，他自己的地位也得不到加强。

史迪威或许是受够了蒋介石的冷淡之苦，“在谒谈中，史迪威面请委员长准其赴印视察拉姆加尔训练事宜，并查看英缅军对于反攻缅甸之准备，委员长允之”。他就像是一只逃离樊笼的小鸟，于八月四日和居里同机飞往印度。他为了倾诉此时此刻真实的情感，曾高兴地写信告诉自己的夫人：

“从‘白痴机构’的有毒气氛中解脱一时。”

但是，蒋介石却企盼着居里回到华盛顿后，能给他带来解除史迪威一切职务的消息。

……

十八

劳克林·居里随史迪威飞赴新德里，对印度进行短暂的考察后，遂乘机飞回美国，向罗斯福总统报告中国之行。

居里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表现出强烈的美国意识，完全依据罗斯福总统支持史迪威的电文行事。但是，他在给总统的报告中却为“迎合罗斯福的心意”而大谈中美关系。他以毋庸置疑的口吻告知罗斯福总统：

“我们有着难得的机会对中国乃至亚洲的发展施加深刻影响。据我看来，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充分支持委员长是完全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的。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对这种支持规定什么条件或附带什么担心……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我们完全能够信赖他按照我们的愿望推行一项有力的战争政策，并创建一个现代化的和民主的强大国家。”

居里为了论证自己的中国战略的正确，他的“分析研究仍然注重促进一个亲美国民党成长的问题。他把这些同关心亚洲其他地方——特别是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在中国期间，居里听说甘地因英国人不肯致力于解放印度而同他们不和……许多印度人对于他们认为的美英联合反对亚洲的民族主义这一点深感愤慨”。他说：这种误解“危及你（罗斯福）在亚洲的道义上的领导地位，因而也危及美国影响战后合理而公正地解决亚洲问题的能力”。

是什么原因导致目前中美外交关系的紧张呢？居里坚持认为：“过去中美之间的误会和紧张关系主要是由蒋介石、史迪威、宋子文和陈纳德之间个人的纷争引起的。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改变美国人在中国的活动方式和个人表现得到解决。”换言之，居里认为“国民党和它的领袖代表着中国合法的民族主义，这是美国必须加以鼓励和支持的一股力量。所以，他竭力要求罗斯福撤换引起摩擦的史迪威将军，代之以一位愿意安抚蒋介石的‘外交’将领——或许就是陈纳德。同时，罗斯福最好召回不得人心的高斯大使。居里建议由约翰·卡特·文森特或欧文·拉铁摩尔接替高斯的职务，虽然根据他的看法，他们只是他自己的朋友，并不格外‘亲蒋’”。

这就是居里给罗斯福开的解决中美紧张关系的药方。

罗斯福与马歇尔，居里与史迪威在对华政策上没有根本的分歧，因为他们“都希望看到一个强盛的中国在亚洲起主要作用”，只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设想上却出入很大。史迪威需要一批立即投入对日作战的部队，而罗斯福和居里则主要考虑中国在战后亚洲的潜在价值”。另外，白宫中“那些中国的朋友，或出于诚心，或为了牟取私利，积极地为援助中国奔走，他们不断地向罗斯福发出警告说，援华努力的任何松懈都会导致重庆政府的垮台”。其中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在一个政策声明上写道：“当代中国就是一位伟大领袖在领导人民进行一场群众运动，这正是美国所希望的”，蒋介石的“决心、毅力和远大目光也许是使中国成为战斗的盟国的最重要因素”。罗斯福为了最后决策对华政策，再次召见了居里：

“你认为中美关系紧张的真正症结在什么地方？”

“对华特殊的租借物资法案。”居里是很会揣度罗斯福的心理活动的，他断然说罢，又补充道，“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在援华时附加任何条件。”

“这我清楚。”罗斯福对居里的表态未置可否，话题一转又问道，“中美关系紧张的导火线是什么呢？”

“是史迪威和蒋委员长的不和。”居里滔滔不绝地向罗斯福报告了史迪威和蒋委员长之间存在的无法调和的矛盾之后，再次建议道，“为了维护中美关系的最高利益，我建议同时撤换史迪威、高斯、宋子文。”

总统是美国最高权力的象征，但是美国的总统——尤其是罗斯福总统只主管方针大计的筹划，具体事务均交由主管部门去做。在二战期间，有关全球战略设计以及高级指挥官的起用和罢免，主要是由参谋总长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方案，由总统签署执行。因而，马歇尔将军和史汀生部长手中的权力是很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罗斯福为保持和军界的和谐关系，很少擅自行使总统大权否决军界的提案。

但是，今天罗斯福却把居里的建议看做是解决令人烦恼的中国问题的一种比较简便，或者至少是可行的办法。因此，他以特有的乐观口吻写信给居里说：“我不免感到，整个形势的好坏主要取决于个人的性格，而不是什么战略计划，更不是中印关系或印度形势。”他同意“在找到合适的人选之后”，考虑撤换一批人。为此，他十分干脆地说道：

“我同意召回史迪威将军，让惠勒尔将军代理他的职务。”

“那您就下命令吧！”居里对罗斯福采纳自己的意见感到高兴，但他清楚罗斯福平时说话有着很大的随意性，忙又补充说：

“我想马歇尔将军会执行您的命令的。”

“还是你代表我和马歇尔将军协商解决这件事为好。”

马歇尔将军是坚定地支持史迪威的。“他认为罗斯福的战后理想必然会使总统趋向于支持陈纳德和蒋介石对空军的几乎是不可理解的信念。白宫未必有人相信唯独空军才能有所作为，可是蒋介石却拼命想获得空军。”“因为中国人和陈纳德的愿望如出一辙，而罗斯福又想满足中国人的要求，所有这些情况很好地配合，不需要总统� ��花力气或详加分析了。”因此，他和史汀生部长坚决抵制罗斯福撤换史迪威的动议。另外，马歇尔等军界人士对居里非常反感，尤其在白宫传出由居里取代高斯出任驻中国大使的消息以后，都认为居里是一个可恶的政治小丑。请看马歇尔对这次谈话的记述：

居里“像一个矮小的侏儒”，钻进马歇尔的办公室，把一条腿垫在屁股底下对马歇尔说，总统想撤换史迪威。马歇尔问：

“总统确实想撤换史迪威，是吗？”

居里答道：“是的。”

“是不是他叫你来告诉我的？”马歇尔又问。

居里点点头。

“你在中国待了多久？”

“三个星期，先生。”居里回答。

参谋总长脸色阴沉，沉默不语，居里只好离开办公室。

罗斯福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他直接写信问马歇尔：“史迪威在中国的情形到底怎样？很显然，他与委员长的关系非常紧张，因此我认为，他在其他地方会比在中国更加有用。”马歇尔和史汀生对他说，找不到比史迪威更合适的人选了。马歇尔写道：担负重新打通缅甸重任的人必须是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能够率领部队作战的统帅，而不是一个“只会与重庆发展和谐关系的”协调者和物资供应者。

罗斯福总统向马歇尔将军让步。而马歇尔将军根据“欧洲第一”、“太平洋第一”的战略原则，同意罗斯福总统的建议：自一九四三年起，将派出一百架运输机，每月经驼峰向中国空运五千吨物资，另外还将向中国战区调拨二百六十五架作战飞机，满足陈纳德将军的要求。需要说明的是，罗斯福总统不赞成向蒋介石提交换条件，只是在马歇尔将军的要求下，强调改组中国军队“对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接着，马歇尔、史汀生亦同时约宋子文长谈，极言缅甸战场之复杂、中英关系之隔阂，及美国将领率带中国军队完成反攻之必要。“又云：美国将领中，史迪威最有能力，其性情固属乖僻，然中印缅战场之事，亦非柔和之人所能办，望子文予以合作。子文乃将史汀生坚留史迪威之情形电告委员长，其时撤废不平等待遇之中美新约，正在华府签字，中美交谊，方入新纪元，史迪威调任之事遂寝。”

就这样，史迪威和蒋介石第一回合的较量暂时被平息下去了。

史迪威不愧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员，他飞抵新德里不久，就很快组建了整训中国军队的司令部，亲自视察拉姆加尔训练基地，在克服了印度政府无休无止的反对和阻挠后，把九千余名步行到印度的缅甸战役的幸存者——堪称是与史迪威同甘共苦的“子弟兵”集中到拉姆加尔，举行了正式开训典礼。他站在指挥台上，望着换上新式装备——一个个精神抖擞的“子弟兵”，似乎已经看到了收复缅甸战役的胜利曙光。他无比激动地大声说：

“孩子们！中国士兵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之后，战斗力绝不亚于任何国家的军队！到那时，我一定能指挥你们打败狗娘养的日本鬼子！”

拉姆加尔是印度比哈尔邦的一个镇。“训练营本系意大利俘虏营所改造，可容二万人，气候与卫生环境尚皆适宜。史迪威原拟在此训练军官，授以机械课程，俾为回国教练三十师之用，经委员长指示后，决定即将驻印军队留此训练补充，并由租借器械内配给装备。管理纪律方面，由中国军官负责；装备教练方面，由美国军官负责；水电、伙食、营养、医药、运输方面，由英印军官负责。基本训练之期间，定为六星期，期满由中国军官根据美军要求之标准继续教练，由美军官在场督练，限一九四三年二月完成之。”

史迪威在拉姆加尔期间，很快发现中美两国士兵的差异：

“对美国人来说，拉姆加尔就像西伯利亚一样，比在热带丛林作战好不了多少。拉姆加尔烈日炎炎，尘土飞扬，易生疥疮，远离绿色和乐趣。饮食很差，住房拥挤。电影都是老掉牙的。红十字会办的汉堡包店和娱乐室不仅没能减轻美国兵的孤独和疲惫，反而使他们大失所望。这些中国士兵对机械的理解还只局限于古时的黄牛拖犁的水平。对他们讲解美国器械实在是苦不堪言。对于大部分不理解这一举动的历史意义的美国人来说，这似乎是枉费心机的。

“对中国士兵来说，拉姆加尔是块仙境。他们第一次能够放开地吃饱肚子。他们每人体重平均增加了二十磅。在射击场上，他们用实弹进行射击和开炮训练。医院给他们治病，从疟疾到脚气。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了津贴。津贴是由指挥官发放的。军官们预先得到各师的津贴发放名单，然后分发到各下属部队，在操场上集合部队，将现金直接发到士兵本人手中。”

拉姆加尔对史迪威而言是一种观点，即西方的战争技巧没有一种神秘到不能教会中国人；同时，拉姆加尔对史迪威而言又是一种新的战争起点，即在缅甸失败的中国军队经过整训一定能雪耻，重新收复被日本人占领的缅甸。简而言之一句话：史迪威把拉姆加尔当成了涅槃之地。当史迪威缜密筹划所谓“重生”的时候，他发现驻印的第二十二师、第三十八师自缅战溃败之后缺额甚多，亟待补充。他于九月三日乘飞机东行，由于天气的原因，到九月六日才安抵重庆。不久，他满腔的热情很快又被国民党的官僚体制拖得不耐烦起来。对此，西方学者是这样评述的：

两种社会形态发生了冲突：职责和权力明确、机械的美国指挥体制与蒋也感到无力改变的中国古老的习惯之间的冲突。蒋介石进行统治，是通过恩威兼施，搞以军阀对抗军阀、以将军对抗将军的政治平衡，搞地主对付农民、爱国主义应付苦难生活的社会平衡。美国人无论提出什么要求，蒋介石在字面上都能全部答应下来，但将这些诺言付诸实施时，他就要彻底检查他的政府机器和控制机构了。当史迪威再三要求他履行所担负的义务时，蒋就以抗议侵犯主权为名，拒绝改革其政府机构。美国的要员们飞到中国进行一周至一个月长短不等的访问。他们无一例外地对蒋的满口承诺大为满意，带着他们得到的允诺尽兴而归。他们认为试着将这些诺言加以落实的史迪威真是与他“尖刻的乔”的绰号名副其实。

为此，缺乏政治修养的史迪威将军又不耐烦了，他更加憎恨中国这种官僚体制。每当他想到急需整训中国三十个师的任务时，就情不自禁地萌动这样一个念头：“要中国士兵，不要中国军官，尤其不要中国将领。”并初拟驻印军营长以上军官由美国人担任。

史迪威的这一动议不仅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对，也“立即遭到全体中国将士的强烈抵制。因为这损伤了中国军队的自尊心，视史迪威所为是在中国建立殖民地式军队”。遂又形成了僵持局面。

史迪威可能是接受了以往的教训，他悄然作罢，再也不提他这种行不通的所谓改造中国军队的方案。蒋介石作为回报，令何应钦告知史迪威：同意自九月份起每日由昆明空运四百五十八名军事人员，补足在拉姆加尔受训的中国军队的缺额。

但是，就在史迪威欲和蒋介石进一步商讨增加在拉姆加尔训练的人数以及制订反攻缅甸计划的时候，蒋介石突然离开山城重庆，到外地视察去了。史迪威焦躁不安，再次给他亲爱的夫人写信诉苦：

“花生米”不在城里，政府机构自然就停止运行了。由一个人喂养一条狗是种可爱的习惯，而由一个人统治的政府则是另一回事了……倘若我最终完成了这一使命，并回到卡梅尔（史迪威的故乡），我将像一位八十岁的老翁，你就得用手推车推着我到处走了。

史迪威难以适应这种“被人们推来推去”的生活，他就像是在战场上主张进攻那样，力图靠自己的努力主动进取，改变这无所事事的现状，并对他为之奋斗的进攻方向——收复缅甸尽量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在这期间，他和老友商震将军频繁接触，共同讨论了反攻缅甸的计划，二人无原则性分歧，谈得十分和谐。商震将军或许是太了解史迪威的个性，也或许是太明白蒋介石的用兵之道，故有意提醒：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和我交谈，从某种意义上说，依然属知己之范畴，而你若想把纸上的东西变成现实……”

“更需要知彼，对吧？”史迪威有点耐不住性子了，遂抢先下了结论。

商震老于世故，深沉地点了点头。

“可我更需要知道的这个‘彼’——蒋介石，又太难摸清他心里是在怎样想的了！”

“你是军事家嘛，为什么不可以先进行一下火力侦察呢？”

商震的点拨，对史迪威而言虽无豁然开朗之用，却令他大有茅塞顿开之感。他认真地研究了时在山城的军事将领的情况，最终选中了“火力侦察”的对象刘斐将军。

刘斐，字为章，于一**八年生于湖南醴陵县潭湾村一个农民家庭。其岳父是著名的民间中医，曾为桂系“小诸葛”白崇禧治愈恶疾，刘斐遂于一九二○年投军桂系，开始了军旅生涯。北伐胜利之后，他以桂系中的智囊、功臣双重身份被选送日本学习，入陆军步兵专门学校，结业时因学业成绩冠全校之首，被免试擢送陆军大学深造四年。一九三四年春，刘斐从陆大毕业回国，协助白崇禧训练民团骨干，并促成了粤桂联合反蒋的“两广事变”。旋即他又只身入京，面蒋力陈，说服蒋介石和平解决“两广事变”。抗战爆发后，他被任命为军委会一部作战组中将组长，主管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计划的制订和各战区作战协调工作，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之时任军令部次长。实事求是地说，当时中日会战的计划多出于刘斐之手。自然，这也是史迪威选中他这个目标对蒋介石进行“火力侦察”的原因。

史迪威对刘斐的印象是十分矛盾的。他称刘“有闪光的思想，是军事委员会的二号人物，一个需要理发、苍白、邋遢的家伙。严于律己，非常严于律己。他从不出格，总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谋士，总是在沉思，想出一个又一个精确而深邃的观点。他无所不知。其他人则一无所知”。但是，史迪威并不知道此时此刻的刘斐和中共以及主张抗日的民主人士关系密切，对蒋介石借抗日之名向美国索取军火物资十分反感。同时，刘斐不仅清楚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始末，也知道史迪威和蒋介石矛盾的本质。因此，史迪威也很难真的明白刘斐这段史有所记的分析：

一、进攻缅甸只有在三个条件下方可进行，即：

（一）中国战线两边都很平静；

（二）中国战线两边都很活跃；

（三）中国战线上只有数点活跃。

二、中国目前的目标是：

（一）维持现状（完全平静）；

（二）调整布局和建立第二条预备防线；

（三）准备反攻。

三、日本人将向缅甸派遣五至十个师团。英美应在缅甸有五至六个师。中国军队的三至五个军在腊戍地区牵制住两个日本师团，美英军对付另外的三至八个日本师团。

四、中国军队不能进攻，他们没有飞机和火炮。如果中方进攻，日方可向中国调入五至十个师团和三百至五百架飞机，以将中国军队打败，那样就万事皆休了。

五、当国际形势有利时，中国将进攻。当日本人在别处被大量牵制住时才会如此。

六、……

七、中国人只有在有把握取胜时才会进攻。

八、……

九、日本人占领着广州是一个点，他们已经控制了海，因此我们无法进攻他们；日本人占领着长江是一条线，他们有舰船和飞机，因此我们不能切断它；日本人占领着华北是一个面，扩展开来，我们也无法进攻（刘斐有价值的新观点）。

史迪威越是反复揣摸刘斐这有条有理的宏观纵论，越是有着一种不祥的预感：蒋介石在短期内不会真心同意反攻缅甸。怎么办呢？他的战略思想只好暂时又由反攻缅甸转到蓝伽计划方面来了。因为他始终坚信：只要有经过整训的三十个师，就能确保收复缅甸所需的军事实力。

这时，史迪威又想起前几天为争取几千兵员所遇到的困难，遂禁不住自问：“我能说服蒋介石交出三十个师让我整训吗？”与此同时，当他想到此举的结果之后，又暗自大骂蒋介石：“这个目光短浅的小人物，他怎么就看不到我是在为他整训三十个师呢！”或许是慢慢地适应了所谓的环境，也或许是逐渐磨炼得失去了一些棱角，他学得乖了起来，暗自骂过娘之后，又开始冷静地思忖起说服蒋介石的办法来了。

在史迪威的心目中，对蒋介石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宋美龄。在山城的多数外国人的心目中，蒋介石主内政大计，宋美龄掌外交方针。但在史迪威的心目中，即使是内政大计，宋美龄也得当蒋介石的半个家。另外，史迪威在这时——只有在这时才欣赏中国的这句俗话：“老婆是枕边风，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因此，他坚信只要说服了宋美龄赞成整训三十个师的目标，蒋介石就不会再和他的蓝伽计划为难了。几经思索和准备，他使出了欧美男士向女人——向心中的“皇后”献殷勤的全部本事，先讨得宋美龄的欢心，然后才向这位“中国皇后”娓娓倾诉为什么要整训三十个师。此法果然奏效，据史迪威的日记所记：“她对拉姆加尔的训练印象颇深。”史迪威也不失时机地扩大战果，当即对宋美龄说：

“夫人对此有什么指示吗？”

“我们必须再派九千人去那儿。”

史迪威一听为之一振，暗自说了一句：“谢天谢地！”他为了巩固这来之不易的战果，又采用近似激将的口吻问道：

“委员长一定会同意这样的计划吧？”

“会的！”宋美龄大包大揽地说道，“委员长一回到重庆，我就告诉他这件事。”

史迪威对自己的行为十分满意，并称颂宋美龄：“她颇有胆识。”自然，他将宋美龄的慷慨许诺完全归功于自己的策略：“你必须要赢得她的信任。”

史迪威从情感深处非常讨厌蒋介石，压根就不想和他共事，可是上帝又是这样无情地开史迪威的玩笑：他必须和讨厌的蒋介石共事，有时候他还必须施用某些他所鄙视的手段甚至赔上笑脸讨得蒋介石的“令箭”，方能行事。如果说他向宋美龄“献媚”是心甘情愿的，那他给蒋介石一个笑脸都很不情愿。每当他和蒋介石打交道甚至讨价还价的时候，他总想靠手中的法宝——租借物资管理权慑服蒋介石。半年以来，无数次教训告诉他：蒋介石虽然想得到更多的美援物资，可决不想通过向他史迪威俯首称臣的办法达到目的。相反，蒋氏一旦发现了史迪威手中这张王牌的妙用，遂依靠自己的地位和权力，通过各种外交渠道，采用软硬兼施的策略，想把他史迪威轰回美国去。史迪威每每想到这些令他愤怒的往事，就断了向蒋介石屈尊求教的念头。今天，他刚刚想到可否采取类似向宋美龄献媚取悦的策略和蒋介石谈话，便下意识地漠然一笑，又近似鄙夷地哼了一声，暗自说道：

“取悦‘花生米’？笑话，我还没有下贱到这样的地步！”

但是，当史迪威稍许从情感的漩涡中跳出之后，又想到了中国的一句名言：“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遂又叹而摇首，暗自说：“是啊！在这个世界上，尽如人意的事情是没有的。”当他的情感波涛完全平息之后，他又进而认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中的人——无论是政敌还是朋友都是在相互制约中造就事业的。为此，他才又理智地寻思一种办法，能让蒋介石同意让他整训三十个师。

蒋介石作为政治家，是非常爱听歌功颂德的赞歌的，毫不夸张地说，其程度绝不亚于皇帝爱听三呼万岁、万万岁的声音；蒋介石作为军事家，又是非常讲求军事实力的，很少作军事冒险，正因如此，他打败了一个又一个地方实力派，并建立了蒋记军事独裁政权。有鉴于此，史迪威一改往日口头汇报或纸上谈兵的惯例，决定用蓝伽计划已取得的成果向蒋介石证明：在印度拉姆加尔经过整训的部队面貌焕然一新，提高了战斗力。为此，他冲洗放大了在拉姆加尔训练中国部队的照片，请蒋介石审阅和提意见。

蒋介石终于回到了山城重庆，是出于外交礼节？还是宋美龄从旁起了作用？他决定于九月二十一日在官邸与史迪威共进晚餐。开宴前的活动是特意安排的：与宴者陪同蒋介石看史迪威准备好的那些照片。其效果大出史迪威的所料，这些照片打动了蒋介石。对此，史迪威有些激动地写了下边这段话：

当开始讨论计划时，我们只花了十分钟加以修改，有关印度训练的事情都通过了。给拉姆加尔增派部队——同意。

我们也可挑选自己的人。

史迪威就像是经历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扰，突然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真是既高兴激动又无限感慨啊！是日深夜，他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段话：

事情的规律就是如此——你几个星期忧心忡忡，到处争斗，突然之间，一切全都明朗化了。打动蒋介石的是那些照片，这真是个绝妙的主意——他可以真实地看到事情的进展情况。显然，他对这一点感到很满意。小傻蛋，他怎么会不满意呢？我们在拼命帮助他，而他批准一下倒显得好像作出了巨大让步似的。这种态度也有其作用。人们在受到阻挠和无休止的欺骗之后，一得到批准就感到大大松了一口气，使你几乎要对你正不由自主地设法帮助的那个家伙十分感激了。

在蒋介石看来，史迪威在印度训练中国部队，是得到美械装备的最简便的途径。换言之，也就是国民党一不用花钱请外国军事教练，二不用购买现代化武器，就使国民党部队——主要是蒋记嫡系部队现代化，像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另外，蒋介石还认为在暂时轰不走史迪威的前提下，赞成蓝伽计划是讨好美国人最简便的方法，所以他同意了史迪威的全部请求。然而，对于未来如何使用这些经过整训的部队，蒋介石的心里却有着另外一本账。他为了加强这种友善气氛，又关心地问史迪威：

“运送这样多军队的工具解决了吗？”

“解决了。”史迪威边说边取出一份与中航公司签署的合同交给蒋介石，“根据合同，双方共同投资，各自承运。请委员长批准。”

“很好，很好。”蒋介石当场阅毕，遂在合同的右上角签上“同意”二字。

“关于反攻缅甸的计划……”

“不急，不急……”蒋介石示意不必说下去了，“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就要到达山城了，等我和贵国的总统特使会谈之后再议也不迟。”

到这时，史迪威才恍然大悟：罗斯福总统派出的环球亲善大使温德尔·威尔基就要到达中国访问了。他几乎是本能地自问：

“温德尔·威尔基的来访是吉还是凶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