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有点变样了，不少主子家越来越穷，有的连家奴都养活不起，干脆让他们交几两银子赎身。有的主子自己落魄做苦力，扛包儿当窝脖儿了。旗奴却当官的当官，为商的为商，发迹起来。旗主子就反过来敲奴才的竹杠。有位主子穷得给人扛包儿，他的旗奴赎身后做了太仆寺主事，这主子一没钱用就扛着货包在太仆寺门口转悠，单等他的奴才坐轿车来时拦着车喊：“小子，下来替爷扛一骨节儿！”太仆寺主事丢不起这人，只得作揖下跪，掏钱给主子请他另雇别人。按着“大清律”，奴才赎身之后，尽管有做官的资格，仍保留着主奴名分。旧旗主打死赎身旗奴，按打死族中旗奴减一等定罪，不过“降一级调用”而已，没哪个奴才敢惹这个娄子。

徐焕章的父母是赎身脱了奴籍的。可徐焕章是家生子，尽管脱了籍，也要保持奴才名分。徐焕章连半个眼都看不上乌世保，焉能甘心受这窝囊气呢？有舍银子舍钱的，还有舍奴才当的吗？当奴才可以，总有点什么捞头才行。为了和老主子抗衡，他得寻个新主子。如今连太后皇上都怕洋人，不如投到洋人名下最合时宜，于是他信了天主教，并且由天主教神甫资助上了同文馆，在那里学了日本话和法国话。为此，闹义和团的那一阵，他可当真丧魂失魄了几个月，躲在交民巷外国医院当了义务杂役。直到八国联军进城后的第四天，他才敢回家。八国联军进城头三天，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徐焕章知道底细，没敢出门。乌世保是正白旗，徐焕章既是乌家的奴才，自然也住在正白旗的防地，也就是朝阳门以北东四大街以东的这一地带。这一地带在联军破城之后归日本军占领。徐焕章一路走来，就见有几家王府和大宅门口挑出白色降旗，上写“大日本国顺民”字样。自家门口，只见也挑了幅白旗，却没写字。到家之后，问起缘由，才知道这日本占领区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不挂归顺白旗的人家，日军就视作义和团拳民，任意杀戮。几个王府大户带头挂出了白旗，没来得及逃走的百姓也只得效法。但有的户无人识字，有的人不甘心自己戴上“顺民”帽子，便只挂旗不写字，多少给自己留点脸面。徐焕章听后，连连摇头，叫他女人赶紧把旗解下来。他爹听了，忙拦阻说：“别介，太后跑了，八旗兵撤了，连肃王府都挂了白旗，咱能顶得住鬼子的洋枪吗？”徐焕章说：“我不是要撤下来，我叫她把旗解下来写上那几个字。”他女人说：“不写字鬼子兵也认可，咱何苦自己往上立那亡国奴的字据！”徐焕章说：“住口！我们这谈论国家大事，哪有你说话的地方？”“德性！”他女人往地上啐了一口，出门把白旗解下，扔在了书案上。徐焕章是在同文馆学过日文的，就研好墨，润好笔，展开白旗，端端正正写了几个地道日本文字“顺民の家”，挂了出去。这招牌一挂，立刻生效，第二天下午一个军曹带着四个日本陆军士兵就来找徐焕章谈话了。那时全北京城里，要找两个会日本话的中国人，实在比三伏天淘换两个冻酸梨当药引子更难办。日本军成立临时伪政权“安民公所”，正寻找“舌人”，自然要找这白旗上写日本字的人来。第三天徐焕章左胳膊上就套上了个白箍，上边写“大日本军安民公所”，盖了关防。从此晃着膀子跟日本巡逻兵一块抓拳民，杀乱党，替日本军队搜罗地方上的痞赖劣绅组织维持会，一时间成了北京城东北角上的伏地太岁。日本人知道敢于出头干维持会的人，没一个在老百姓眼里有斤两的，叫他们出来临时维持一下街面秩序可以，靠他们长久为自己效劳绝对没门儿，就交给这维持会一项任务，要他们探听在这一地区居住的王公大臣们的行踪和品行，以便发掘可委重任的大角色。也是该当徐焕章发迹，这区内住着一位铁帽子王，曾任镶红旗汉军都统、军咨大臣，现任民政部尚书的善耆。善耆跟前一个戈什哈和徐焕章住邻居。这天徐焕章从维持会回家，路过这戈什哈门口，看到那人在院里槐树下放了个小炕桌就着黄瓜喝烧刀子。他看了一眼，并没在意。他走过去后，只听背后咣一声急忙把大门关上了，这才引起他的警觉，心想：“这小子不是随肃王保着太后跑陕西去了吗？怎么突然显魂了？”想到这，连家门都没进，原地一扭身又走了回去，照直走到戈什哈大门口，用手把门拍得山响说：“沙二爷，开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