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我叫你收拾一下正式睡！”是俞洁的声音。

“我不是睡得挺好吗？还怎么正式睡？”

“衣服也不脱？”

“穿着睡惯了。”

“怎么把毛巾被也掀了？跟我讲客气？”

“那东西太干净，太好看……”

俞洁坚持要铺上毛巾被。小高妥协了，只好也脱了那身脏衣服，拿出条被单来盖上。可是翻来覆去总睡不着。

俞洁拉着她的手问：“你十几啦？”

“十四。”

“爹娘全在吗？”

“全没了。他们都抗日，一个叫鬼子烧死在俺家里，一个不愿做俘虏自己投了河。”

俞洁叹口气说：“唉，可怜……”

小高抽出手，抬起身问：“你说什么？你怎么对我说这种屁话？”

俞洁被弄得摸不着头脑：“怎么，你生气了？我没有说什么坏话呀！”

“你说了，你说可怜！革命同志都教育我坚决革命！都说我们家光荣，就村里老地主才指着我后脊梁说可怜呢！”

俞洁赶紧认错，说这个词确实用得不当，可也真没有坏意思。小高虽然平静下来，可不愿再和她谈下去，把脸扭向一边。

高柿儿很少和别人谈她的家庭情况。倒不是谈起来伤心，一谈起来人们多半说些又尊敬又赞扬的话，叫她挺不自在。她想，老人家的光荣，自己拿来贴什么金呀！

她家是个中农，哥哥比她大十五六岁，老早就在县城师范念书，而且在那里秘密参加了共产党。毕业后回到村里教小学，就说服她爹爹在自己家成立了交通站，爹爹当了交通员。那时正是抗战的对峙阶段，来往的人员，都是头天半夜来她家住下，第二天夜里悄悄由她父亲领走。文件由外边送来，再从这里转出，带路、送信由老头干，做饭、烧茶就落在了妈妈和嫂子身上。过路的同志说些感激的话之外，总要谈点抗战的大势、革命的道理，听长了，熏惯了，连老太太带儿媳妇全都有了政治觉悟，先后正式参加了工作。高柿儿虽小，耳熏目染，对交通员的一套工作全都记熟了。她喂着一条狗，叫老黄，一来了客人，她就带着老黄坐在门口放哨。碰上情况紧，他爹为了迷惑敌人，送信时也常把她和老黄一道带着，装作走亲戚的模样。她已是个小帮手了，哥哥和爹爹就一本正经地对她进行政治教育和保密教育，高柿儿一一都记在心里。

一九四一年冬天，她哥哥调到军队工作，嫂子上党校去学习，日本鬼子突然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爹妈要坚守岗位，就把柿儿送到十几里外她姑家去躲鬼子。柿儿在姑家住了十六七天，待不住了，吵着闹着要回家。她姑父说：“现在扫荡还没完，不能回。实在要回，也等我先去探探情况，问问你爹的意思再送你回去。”她姑父除去种地还编筐，当下正是年底，怕编不完误了生意。要再过一两天赶完了活，才能上她家去。柿儿是任性惯了的，哪有这个耐心，不等晚饭做熟，从篮里拿了个高粱饼子，一边吃着一边就走了。

天黑以后她才走到自己村头。还没进村，就闻到一股焦糊气。村里一片死静，窗上不见灯光，门前不见行人，等走到自己家墙外，她吓得心口乱跳，两腿瘫软。哪里还有家呀？横在她眼前的是一片冒着烟气的焦土。月光下，黑乎乎的残墙围着一堆烧焦的梁木檩条，塌下来的房顶斜盖在原来是炕沿和锅灶的地方；没有了门窗和屋顶的房子，像黑色骷髅似的歪歪斜斜地站着；锥形的房山，指向银蓝色的夜空。

高柿儿的思维神经麻木了，眼睛睁得老大，半张着嘴喘粗气，在瓦砾堆里磕磕绊绊地转来转去，既不说话，也不流泪，只顾两手东翻西找。她自己也不知要找什么，只是无目的地辨认着一件件看熟了、摸惯了，如今已燃烧、压砸得变形了的器物，后来就颓然坐在原本是锅台的一块泥坯上，痴呆呆地像一段小木桩。

不知道是哪个街坊发现了她，转眼间就围上来几个乡亲。人们拉她回自己家去住，劝她放声哭，陪着她流泪，可她似乎什么也看不清楚、听不明白，只有一个意念，就是顽固地要在这个地方就这样坐着。谁劝她也不走，谁拉她起来，她挣脱开还到原地按原姿式坐下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