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自称是“风俗史家”、“社会学博士”。在《〈人间喜剧〉前言》中他以明晰而坚定的口气说，他这个“书记”要写19世纪初到四五十年的法国历史的“风俗研究”，《人间喜剧》是“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风俗史。”巴尔扎克特别强调多卷本的文学作品描写历史、时代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尽管他十分推崇英国小说家司各特的才能，说他把“不朽的金刚石镶嵌在修文习艺之邦的诗的王冠上面”，但是他尖锐地批评司各特“没有想到把他的作品联系起来，调整成一篇完整的历史”。巴尔扎克在他的卷轶浩繁的《人间喜剧》中，人物在各部作品中交叉出现，以其瑰丽的风俗史画，把众多的人物和多式多样的生活场景“调整成一篇完整的历史”，“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②这是巴尔扎克对文学史的独到的了不起的贡献。将今人与历史上的文学巨匠相比附是滑稽而幼稚的。何况，邓友梅的民俗小说还仅仅是开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不过是“一点试验”。帷幕刚刚拉开，好戏还在后头。但是，从描写北京市人风俗画这一总的结构图来说，它们交相网织，形成了独特而又相当完整的生活领域和艺术的天地，所以，我们不妨把它们视为既各自独立成篇而又相互关联的组列小说。它们是小说，但也是珍贵的历史，几代帝都的北京的民俗历史画。不少论者对他的单篇作品、单个人物形象和他描绘的民俗画，已经作了相当精辟的评论，现在亟须的是把它们缀连起来，从其反映和概括新旧北京历史生活的广度与深度加以综合性的考察。我们评价邓友梅的创作不能不把他放在新时期文学的总潮流里，从他的市人小说所结构的艺术全景，从总体性和历史性的角度，看他为当代文学画廊究竟提供了哪些新鲜的社会画面，创造了哪些崭新的人物形象，看一看这一组人物形象和社会画面具有哪些独特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

北京作为历史的名城它是古老的，作为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它又是年轻的。因此它汇集了历史的与新型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对于市民文学的观念也不能作简单的狭隘的理解，它并非是单写小市民的卑微心理和生活琐事。市民即城市之人，他们是由多阶层、多行业、多色彩结构而成的。以北京人作为描写对象的当代作家作品，真是色彩缤纷，如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和长篇巨制《青春万岁》等，写的都是北京人，但他不是从市民而是从新中国的革命干部与新一代青年学生的角度去写北京人，它洋溢着革命的青春的气息，而不在于透出“京味儿”。邓友梅则另辟蹊径，他的笔锋挑开了古老北京的历史幕布，拂去了各色人们蒙着的文明面纱，把形形色色的人物推上了他所绘制的历史舞台，从王亲贵族、富豪遗孀、纨袴子弟到市井细民，从行医郎中到小报记者，从“小说家”到说书唱戏的，从书画古董商到地痞流氓，让人们真实地看到三教九流的众生相，以及由他们结构而成的光怪陆离的社会风俗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职业的历史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那里也难以看到的八旗子弟史、梨园史、文物书画史和艺人史，领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都市风光、繁杂的经济细节、纷纭的社会知识和老北京的民俗味儿。

在作者笔下的北京人物谱里，我以为塑造得饶有色彩而最为成功的艺术形象是那五，他是作者长幅画卷的轴心，由他的浪迹生涯带出了老北京的各类人物，环绕着他的行踪又展示了古都的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因此，要评价邓友梅的人物系列和他的0世纪北京的“风俗研究”画，不能不首先谈到那五，《那五》可以说是篇清贵族子弟传。在当代文学画廊上，他也是仅见的艺术典型。那五这个形象早在《寻访“画儿韩”》里出场了。他拿甘子千的仿作《寒食图》当作真品到“公茂当”去当，一上手不过是凄趣赌胜，但在当画、赎画全过程中他无疑是扮演了不光彩的骗财角色，那五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人物呢？揭开这个谜的不是《寻访“画儿韩”》，而是把他单独“拎”出来作为主人公的《那五》。那五的祖父作过内务府堂官，其父受封为“乾清宫五品挎刀侍卫”。他是货真价实的名门清族的后裔，但也是八旗子弟中最不长进的“这一个”。斗鸡走狗，听戏看花，提笼架鸟，无所不能，惟独不能自理生计。有人奇怪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为什么不会掀门帘（这是一种连学步幼儿也都会的最简单的生活技能），其实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事事有人侍候，自然不必“御手”动帘了。那五比不上溥仪，但他也是用金钱塑造的金枝玉叶，可惜他的时运不佳，福没有享上几天，随着大清王朝的覆灭和家业的败落，他也变成身无绝技、腰无分文的“舍哥儿”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