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发生

清廷新政的后期，载沣开始搞收权活动，他主要从两个方面收权，一是将汉人权力尽可能多地收回到满人手里，二是将地方的权力尽可能地收归中央，集中资源，把全国的资源也抓到自己手里。这是导致清朝覆灭，导致立宪派倒戈的关键因素。

清政府犯的收权错误的确很低级，当时满族统治集团的政治素质已经降到了最低点，如果是让一个老成的政治家当权，未必会这么干。他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点，比如更明白当时的满族统治集团整体上处在什么样的水平。作为一个祖先曾建立过赫赫武功的武装集团而言，其武装素质也降到了极点，基本没用，而且这种没用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几十年下来都是如此。在此之前满族统治者也多次想改变这种局面，他们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整顿驻防八旗。太平军兴起后，李鸿章的淮军开始编洋枪队，这边八旗也开始练习洋枪，也进行洋操的训练，但基本没什么用。到了编练新军的时候，八旗也练新军，但同样无甚收效。从整体上看，统治阶层建政初期那种锐意进取之心早已荡然无存，政治能力极其低下。我觉得当时八旗里应该是有明白人能够看清这一点的，当时当家的亲贵都太年轻了，他们可能看不清这一点，所以在这种不利情况下就贸然收权。

从地方收回权力，这也是犯了大忌，其中可能会触犯很多的利益主体，比如铁路国有的问题。为什么四川因为铁路权收归国有而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呢？因为四川铁路公司的股权持有者几乎遍及全川，当时各个阶层的民众都买它的股票，都认为这个能赚钱。本来这个股票因为公司的操作失误，已经变成废纸一张，但现在将其收回国有，这个责任就变成了中央政府的，这就会伤害很多人。自己弄坏是一回事，由国家出面解决问题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儿，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在铁路办得好的地方，比如江苏、浙江等地，朝廷将铁路国有化同样会引发大规模的不满，因为其背后也隐藏着各种利益，而且跟铁路相关的其他产业都会受到影响，这绝不是一个小问题。

当然，如果从另一个方面来想，清朝亲贵们的这种做法，可能不是通常所认为的贸然行事，因为他们的做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如果按照当时的改革路子，也就是立宪、选举这样走下去，满人自己也知道，他们早晚会被选掉的。我们现在可以批评，说《钦定宪法大纲》对于满人，尤其是对皇权进行了诸多保障，但这些留在纸面上的东西是没用的。如果变革坚持下去，它就会遵循自身的一套变革逻辑，最终使改革成为一个满汉势力消长的过程，汉人的权力肯定会膨胀，膨胀到一定程度后，这个《钦定宪法大纲》就没什么用了。甚至我们可以预计，皇权的衰落也是早晚的事情。这种和平的改革若是能够持续，那么满人统治集团可能会和平地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可以预见得到的。所以说，如果这帮亲贵不甘愿自动丧失权力，那么他们收权也是可以理解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先收权，把所有的东西都抓到手里，然后再待机行事。首先集中军权，满人手里本来就掌握着对八旗和绿营的军权，现在把汉人的军权也夺过来了，再逐渐把其他的权力或者资源也夺回来，比如矿山、铁路这一类的资源。可能这些亲贵相信，当把这些核心的东西掌握在手中后，自己仍然可以保住统治地位。但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么做很快就激起了反抗。而革命之后，他们就一无所有了，多数满洲贵族到最后连自家的祖宅都卖掉了，比如恭王府。有次我们在那里参观，组织方请去了府里最后一个承袭恭亲王封号的王爷。我当时就问他，这王府是后来政府收的吗？他说不是，新中国成立前他就已经把世代相传的府邸卖掉，只能在外租房子住。恭亲王在晚清声名赫赫，荣列铁帽子王之林，他都迫于生计而卖掉祖宅，可想而知当时其他满族宗室是何境况。

而革命，就这样发生了。革命的发生说明改良的确出了问题，但不一定能说明革命党很有力量。可以说，到武昌起义之前，所有革命党的起义都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没有一次起义有成功的机会。声势最大的可能算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为了筹划这次起义，同盟会可以说是倾全党之力，孙中山在海外许了很多愿，尤其是对洪门许愿，同盟会的二把手黄兴亲自指挥这场起义。但结果怎么样呢？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我们在检讨这次起义失败的原因时，会找很多的偶然因素，比如说陈炯明犯错误了，或者说陈炯明当时就是叛徒，还有的说新军和巡防营没有协调好，革命党和新军没有协调好，等等。种种理由纷至沓来，但其实这些都不是主要问题，当时革命党人就是没有机会。在武昌的时候，如果革命党人没有立宪派的配合，也很难说会有什么大的作为。

整体而言，革命党虽然嚷嚷了这么多年的革命，但他们并没有准备好一个周密详尽的计划，也没有做好在中国建立起像美国这样的一个共和国的准备。虽然他们既有笔杆子，也有理论家，也有和立宪派、保皇党的论战，但他们基本没有在这方面作细致的筹划。至于说启蒙，其实他们的政治启蒙还不如立宪派做得持久深入。因此，相对而言，革命的成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当然了，从另一方面讲，其中也存在一些必然的因素。比如说，革命党在持续地发动革命，还是很有韧性的。不光是两广，也就是兴中会的这批人，在海外的支持下不断地搞革命，光复会系统的人也在搞，原来华兴会的人也在搞。不管他们内部如何派系斗争、互相倾轧，或是公开撕破脸皮，他们的确一直在闹革命。包括四川的革命党人，用他们自己的记录来说，他们搞了十几、二十几次革命了。当然，这些在后来的历史上基本都看不到了，因为四川那里有什么动静，外面的人不一定知道，而且每次起义的动员都不够大。四川主要的帮会组织就是袍哥，它跟兴中会一样，依靠的势力主要是帮会。要知道，革命党搞的起义，只要是有会党参与的，一般都没什么戏。而兴中会很多起义都是这样的，因为兴中会钱多，所以总是用钱去收买土匪或者三合会去发动起义。钱多还好一点，钱没了大家就都散了。

会党的特点

现在关于会党的研究很多，但最大的问题在于，会党对历史的作用被长期夸大和高估了。民国时期会党一度很牛，而在中国，任何事情一旦发迹，就会有人给其写东西、编历史。编的历史似乎都是说，这些组织从一开始就是抱着反清复明这样的远大宗旨的，清朝之所以覆灭，就在于这些人不断折腾。我们知道，反清复明这东西确实是有，而且一直延续不断，但这其实也就是士绅的事儿，明朝的老百姓对明朝是一点感情都没有。明朝一直是个政治高压、横征暴敛的朝代，尤其是到了晚明，各种加派以及三饷的征收使得民众的负担极其沉重，所以最终才激起了那么大规模的农民反抗。因此，中下层的民众不会对明朝有什么感情的，他们怎么可能去干反清复明的事儿呢？只有士大夫有这种想法，但士大夫怎么可能有意识地去跟帮会这种准黑社会性质的团体结合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帮会不一定就都是明朝灭亡后兴起的。帮会的出现，应该始于清朝中叶。当总人口增加以后，更多的人离开了土地，进入商业社会里的一些行当。而清朝又是一个统治相对保守的王朝，清廷对于这种离开土地、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口采取的是一种非常敌视的态度和有歧视的管理政策，所以，这些人必须建立组织以图自救。而一旦形成组织以后，政府就更不待见他们了，经常打压他们，结果越打压他们的反抗性越强。但即便如此，也不是说所有帮会人士都明白自己要干什么，他们只是希望反击清政府对他们的敌视和压制。至于反清复明什么的，都是后来人加上去的一些由头。包括会党的历史，以及他们跟少林寺、南少林寺的关系，这些其实都是编的。其实少林寺和南少林寺的历史本身也是编的。但是这些传说恰恰也是底层民众所需要的，民众就是需要一些神话，如果太真实了，就缺少吸引人的地方了。

这些会党的反抗性越强，就跟主流社会游离得越远，也就会容纳更多似是而非的人。会党中间，有些人是有职业的，就是脱离了土地关系之后从事的职业，在中国古代社会，主要就是车船店脚衙这类行当。中国古代有句话，叫“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可见民间对这些行当的歧视。其实他们是介于工商社会和流民社会之间的，但因为我国没有一个正经的工商社会，所以他们只能以流民的形式存在。但是，以往的车船店脚衙，不就是今天的服务业吗？第三产业如今是国家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但在当时，从事第三产业的都是被社会瞧不起的人。当时其中有些人的确就是社会上的混混，靠收保护费、干下三烂的活儿营生，这种人很容易被收买去搞起义，但非常不靠谱。无论是兴中会，还是光复会的人依靠他们都是如此。光复会比较大的几次起义都与帮会有关联，而其之所以失败，帮会也要负主要责任。

比如1907年准备在浙江和安徽共同起事的起义，其筹划的重点在浙江，因为光复会在浙江动员了很多人，其中多数都是帮会。那时大通学堂到后来都没有什么正经学生了，都是帮会的人在舞枪弄棒，徐锡麟、秋瑾、陶成章当时都是帮会中的大佬。但是帮会的问题在于，他们是典型的有组织无纪律。你怎么跟他讲，怎么跟他约束都没用，因为他们根本没这个概念。秘密会议开完以后，也不按照预先设定的时间，各自回到自己的地盘上就干起来了，然后就有人被抓了，抓了以后也没啥气节，很快就把革命党给出卖了。原本，徐锡麟在安庆是要等一等再起事的，因为他还没有聚集起革命力量。虽然他掌握了一帮警校学生，但是这帮学生并没有革命思想，因为他还没有来得及灌输呢。但是浙江那边已经把革命党人的名单以及起事的具体计划都掌握了，并传送到他那里。徐锡麟当时是安庆警察局副局长兼警校校长，所以能够看到这个名单。徐锡麟当时用的是化名，他一眼就瞄到了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列，然后就知道这次起义已经被破获，他们的计划已经败露了，所以不得已只有提前发动起义。徐锡麟把警校学生都圈在一起，但是真正干的只有他和他的两个随从，他们杀了恩主安徽巡抚恩铭，实际上相当于是一场暗杀。后来端方前来审理这一起案件，发现这些学生其实都是无辜的，当即就把所有学生都放掉了，没有拘禁一人，因为这次起事就只有徐锡麟和两个随从，其他人都没有参与。这三人先杀恩铭，后抢军火库，但后一项没能如愿，其实就算打开了又能干吗呢，他们总共也就三个人。

其实，会党起义都是如此。还有像萍浏醴起义，当时也是号称规模很大的一场起义，据说有几万人参加。是的，若是查人头，肯定有几万人，但是他们一点用都没有。这是唯一一次清军反击尤为勇猛的起义，因为清军发现这帮会党实在是太没用了，打他们就像切菜似的。而且，其实革命党对这次起事也不甚清楚，可能就是这帮会党自己闹起来了。所以说，会党起义，没有一个是有成功希望的。如果革命党笼络的会党稍微多一点，他们可能就会自己先掐起来，因为他们从来都不是一个团体，彼此之间隔阂很深，虽然我们现在说他们原本一家。什么三合会、三点会、洪门、哥老会，甚至袍哥也算在内，这么多名头，若还说是一家，根本不可能。有时候一个省乃至一个地区之内可能都会有很多的帮派，还都沾亲带故的，它们就跟民间宗教一样，说起来都是白莲教，但破获了一大堆，没有一个是真的。最初仅仅存在一个概念，并没有真正的谱系，这些谱系什么的都是后来建的。洪门，尤其是青帮，都是组织完善以后自己建起的谱系发展脉络。什么辈分啊，排序啊，都是后来人弄出的名堂，最初就是一盘散沙，山头林立，一旦有点*可能自己就先打起来了。

但是革命一起，这些帮会就有机会了。因为革命会导致社会秩序的大规模重组，社会环境会十分混乱，而这些帮会又自认为是革命党。其实，除了陕西这地方的帮会参与过进攻西安满城的八旗驻军之外，其他地方的帮会都没怎么打过仗，但他们都自认为是革命元勋。无论是在湖南，还是在江西，或者是浙江，只要帮会得势的地方，基本都是这样的。他们都没有经历过什么战斗，包括像四川这里很多参与过保路同志会的帮派分子，正经仗都没怎么打过。

但是这些混吃混喝的人就这么起来了，虽然无甚功劳，但已经成为革命元勋了，就要分享革命成果。所以帮会开始各占一摊，进了城之后秩序大乱，他们觉得轮到帮会来坐天下，他们该做皇帝了，所以他们就真的为所欲为，比如公开地包娼包赌，公然地在大街上抢劫。我们现在可以想想，这样一种社会秩序，别说是士绅了，就连一般的老百姓都受不了。所以到了后来，跟帮会沾边的革命党人都遭到了排挤，比如湖南的焦达峰、陈作新先后被杀，显然是跟他们的帮会背景有关系。当时的帮会太猖狂了，焦达峰在都督府里每天都要摆流水席，天天接待各种江湖人士。这些人来了，不仅要吃饭，还要封官，还要给钱，湖南在新政期间攒了几百万两的银子，都让这帮人花光了，而且之后整个长沙城秩序还是一直混乱。我们后来说什么这两个人被暗杀是立宪派的阴谋什么的，完全没逻辑。按当时的情况，他们真的是非死不可，他俩不死，完全镇不住这些江湖人士。江西也是这样，江西的帮会乱得一塌糊涂，真是没法治了，几任都督都干不了，最后老革命党李烈钧去了。李首先就对帮会开杀戒，他先把帮会的头头抓了，捆到一起，用机枪扫射，这些大佬被打成了筛子。江西那里落后，没见过机枪，李烈钧在都督府的门口架起机枪，就把混乱的秩序给镇住了。在当时，革命党若是不镇压帮会，就根本处理不了混乱的局势。像绍兴，那里是王金发的部队，王金发是绿林出身，一直就在帮会里混，到底王金发是山大王，是帮会分子，还是革命党？其实都是说不清的。绍兴这里就以王金发为都督，他在这里扩编了两个师的部队，把绍兴弄得一塌糊涂。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最后终于把王金发挤走了。如果说期待已久的革命发生之后，社会秩序乃是由黑社会建立，那老百姓肯定不同意啊。如果革命党想赢得民众的支持，塑造合法性，就必须镇压昔日的盟友。

革命党结缘帮会的原因

我们若是再往前推，会碰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革命党人要跟帮会结合，其实这跟他们的革命战略存在关系。革命党人不想让自己的革命变成一场旧式的农民起义，也就是说，他并不想动员农民，也不想接续传统的农民起义中经常使用的那些口号，比如均贫富、吃大户、不纳粮等。他并不赞同这样一些东西，甚至对此有一种很强烈的反感。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可能与他们的家庭出身存在关系。像兴中会和光复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中小士绅家庭出身，兴中会的大部分成员是华侨，也有一些是广东本地的中小士绅，他们都读过书，受过一些新式教育。从他们的出身来看，他们对此前的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起义等农民运动都不感兴趣，只有孙中山因为是客家人的缘故，可能对洪秀全表示过较多的同情，但其他的革命党人都没有这一兴趣，对于江浙一带的革命党而言，他们对洪秀全是恨之入骨。而义和团又是发生不久的事件，义和团盲目排外，对西方国家展开了野蛮的报复，并使社会陷入完全的失序状态。革命党对此非常在意，所以一直在刻意规避与农民的接触，不希望自己的革命导致这样的结果。首先，他们不想因为这样的动员导致社会的动荡，因为“均贫富”这样的口号肯定会造成将社会翻个儿的大动荡，对革命党来说，这样的动荡绝对不是什么好事，经验教训惨痛。其次，这样的农民起义往往都是落后的，盲目排外的，而不是进步的，而这帮洋学生要的是进步和文明，他们特别害怕洋人说他们不文明、不进步，甚至说他们不西化，这些都是他们不想看到的。革命党人就是想掀起一场彻底地向西方学习的革命，所以他们不打算，也从不希望动员农民。他们顶多动员过读书人。比如在暴动起义的时候，如果碰到一般老百姓的孩子叫了哭了，他们可能会去搭个手帮个忙，他们不要求老百姓去革命。但是如果碰到读书人了，比如是教书先生却不革命，他们就会很生气，动员之后那个读书人还不革命，他们可能就会杀了那人。他们是希望通过这些上层精英的努力来唤醒其他的普通读书人，然后就把事儿办成了。这些革命党人都是有强烈的英雄史观，而不是农民史观，他们相信农民是办不了大事的，也不用管农民，只要自己能把事办成了就完了。

但是，由于此时有立宪和改良运动的存在，实际上革命党人在读书人中的市场也并不大。我们前面讲过，南方新军不同于北方新军，北方新军主要招募的是农民，但南方大多数新军都是知识分子。不过，即便如此，新军中倾向革命的并不占很大比例，并非像我们后来说的，新军都有革命思想。像原来华兴会这帮人在新军中做工作，已经算是做得比较扎实的了，他们主要做底层工作。不过，武汉新军最后参加革命的也就三千人，而且其中很多人是被裹挟、被牵连进去的。我认为，我们后来讲的好多新军的军官，像蔡锷、唐继尧、蓝天蔚、吴禄贞等，如果不是机缘凑巧，他们能不能参与革命其实还是很难说的。如果朝廷的变法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那么他们的地位肯定会逐渐上升，我不认为他们必然会倾向革命。革命之后当然有人开始讲，说他们在日本的时候跟孙中山的关系多么好。阎锡山后来写回忆录的时候，就说当时他们是要参加革命的，在日本怎么参加铁血丈夫团，1907年怎样从日本带回大陆两颗*，准备日后革命。我听了这个就感觉很困惑，因为那个时候的*特别不靠谱，保险很不过关的，他怎么可能从日本带回两颗*，还一直放那么久。轮船一颠簸，他不怕*炸了吗？他回国后混得好好的，后来都当团长了，如果不是形势所致，干吗要革命啊？阎锡山还说，他回国后跟革命党一直有联系，但这个能拿出证据吗？也没有什么证据。他们还说，他们回国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都是为了混入敌人的阵营去搞革命。这些往脸上贴金的话都靠谱吗？真的是很难说。像当时的士官三杰，张绍曾、吴禄贞和蓝天蔚，他们三个都当了那么大的官了，两个师长一个旅长，但在部队里还是没有任何根基。蓝天蔚被手下告密了还不知道，还很得意地去开会，当时张作霖还算是个厚道人，不愿意赶尽杀绝把他杀掉，这才留了他一命。可见革命党人当时的实力并不是很强，我们现在对他们的印象，多数是他们自己塑造出来的。

讲了这么多例子，我只是想说明，革命党当时的动员力度是很有限的。当时清朝的社会控制真的是比较松，也没有特别多的特务网络和复杂的组织层级，至于底下传播一点革命的消息，印刷和发布一些革命刊物或革命宣传品，其实大家都无所谓，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效度其实是有限的。所以，革命党人的力量不济，不一定就完全是环境恶劣所致，可能还需要从他们自身去找原因。

而且，我觉得，并非接受过新思想的人就都会赞同革命，当时多数人可能还是赞同改良，改良派在革命之前始终是多数。如果能够不动干戈，和平地把事情办好，谁还会愿意去流血，去制造社会动荡呢？谁愿意去冒险呢？虽然革命党宣扬清初的民族仇恨，但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故事，对当时的人们而言没有切肤之痛——已经过去两百六十多年，都十多辈的事儿了，谁还记得呢？如果满族统治集团没有新的罪行，谁还会去翻老账呢？多数人是不会去翻的。由此也可看出，革命党对知识分子的动员成效是很有限的，他无法找到一条合适的途径去扩大自己的阵营。

正是基于这种四处碰壁的窘境，革命党人采纳了结缘帮会的路线。就孙中山的个人想法而言，他未必想真正地动员帮会，他做的只是对他们进行收买和利用——反正你是反叛势力，对清朝而言也是一股异己力量，我们在这一点上是有同质性的，所以我就利用你，就是花钱雇人。在同盟会中，孙中山是最大的金主，因为两广人士中的海外华侨比较多，所以能筹到钱的只有孙中山，他可以收买大批帮会参与起事。而江浙和两湖地区出外谋生的海外华侨则少很多，所以光复会以及两湖的革命党没法筹钱，只能依靠当地的富人捐一点钱。没钱的时候怎么动员帮会呢？只有靠拉近感情了，就是跟人套关系、戴高帽。比如去跟帮会的大佬讲，说他们的前身是反清复明的。帮会大佬可能会反问，为啥自己都不知道哩。这个时候革命党便会说，我跟你讲个故事吧，然后说着说着就把帮会大佬绕进去了。这些大佬一想，也对啊，于是骤然间也倾向革命了。所以，革命党在这些地区动员的帮会，不是靠收买的，而是帮会自己加进去，然后自己那么干的。但是，革命党人对这些帮会分子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利用，他们并不会真的想要跟帮会共天下，或者起事成功后平分国家权力。

当然，我们现在其实也能够体会革命党的苦心，他们既想在中国发动革命，又不想在中国造成大的社会动荡。这就是为什么前期在搞革命宣传时，他们的措辞似乎恨不得把满人杀干净，真有点寝其皮食其肉的感觉；但是一旦革命起来，我们就会发现，其实革命党对满人也并没有那么大的仇恨，杀满人杀得多的是帮会人士。说实在的，革命党人，表现得相当文明，稍有一点杀满人的行为，外国人一抗议，马上就会收敛。而且革命党人在整体上也是很自觉的，有的地方还组织给满人发钱粮，如果有人在革命前就把辫子铰了可能还会得到双份的。所以，整体而言，这场革命没有带来大规模的种族屠杀。当时满人都很恐惧，但最后还是相对和平的。有记载的史实好像就是西安闹得大一点，因为陕西哥老会的势力实在太大了，此外，湖北的荆州也发生了杀满事件。但总的来说，都是局部的。

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过去我们一般认为，之所以后来这场革命的革命果实被篡夺了，原因在于革命党革命不彻底，或者说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种软弱性在辛亥革命这儿得到了充分体现。因为革命党第一不敢碰列强，不敢反帝；第二不敢反封建，对地主比较仁慈；第三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恐惧社会革命。但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他们根本就没想过要去发动群众搞社会革命，他们就是希望控制革命的规模和烈度，尽量减少社会震荡；他们也没想过要去反什么封建，因为农村士绅是他们的盟友；至于列强呢，则是他们的老师。当时革命党人很崇拜西方，革命后的时代是中国真正全盘西化的时代，凡是西方的东西都是好的。比如礼帽，从日本传过来了二手货，一种平头帽，就像一个尿罐扣在脑袋上，旁边加一圈檐，其实很难看的，但当时风靡中国，有段时间工农商学各行业的人全戴，还美其名曰“文明帽”。而且都流行用手杖，叫“文明棍”。自行车就唤作“文明车”。不按老式的程序结婚，就是“文明结婚”。京剧也有人看，但西方话剧都成了“文明戏”。也就是说，凡是跟西方有关的，都被冠上“文明”的称号，反过来我们的东西就是不文明的了。

但是，这个全盘西化是不是就是资产阶级软弱性的体现呢？若是按照阶级的观点来讲，他们顶多算是小资产阶级。真正的资产阶级是那些立宪派，立宪派又能区分出半资产阶级、半地主之类的属性，而革命党人都是些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学生出身的嘛。而若按照阶级观点来看，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是最狂热的、最彻底的，每场革命都是如此。那么，按照阶级属性而言，他们怎么可能革命不彻底呢？所以，当时的历史不能按照近代人的观点去解释，他们当时根本就没想过要去搞什么反帝反封建之类的事儿。他们对西方的服从也并不是奴颜婢膝，只是因为对方是老师——我服从你，是因为我现在还不如你，等我学成了，我照样也能和你相抗衡。在中国，多数人不是因为西方强大才臣服于它，而是因为西方先进所以才臣服，这样才能虚心去学习它。最后，说革命党人没有触犯列强，其实他们在这里有一个考虑，就是希望列强不要插手中国革命，避免西方人认为他们是义和团的再生而对他们的革命事业进行干涉，那样会给革命造成意外的阻力。你想想，这些事儿能说明革命党很软弱吗？

当时的革命形势就是这样，当时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农民或是列强。革命以后南方各省都独立了，但革命党在各省政权中所占的份额并不大，这才是大问题。虽然直到第一次国会选举，革命党的声音都很大，但他们的真实力量并不大。能真正算得上是革命党据点的地方并不多，广东可以算一个，但是广东的两个都督，胡汉民和陈炯明，其实都控制不了这里的民军。湖南算一个，但是湖南的都督是谭延闿，之前的焦达峰等人都被杀掉了，地方的民军也靠不住，当时他们不仅靠不住，而且还为害地方，民怨甚多。这些民军进城后就划分地盘，各占一摊，相互厮杀，在每个摊上都胡作非为。想想看，哪一个统治者能容忍这样的局面？任何人最先都得来裁军、整顿。南北和谈以后，南方革命军的数量绝对大大超过北方的北洋军，但是南方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怎样裁军。我们教科书讲，当时的南方政府听信谗言，太软弱了，大量裁撤革命军。但在当时，不裁行吗？不裁都要造反啊，这帮人哪里是革命军，都是乘乱而起的一帮黑社会。所以，像黄兴这样有过军事经历的人是最能下决心裁军的，一裁裁了几十万，把这些部队都遣散了。但是，裁剩下的那些军队素质也高不到哪里去。像我们后来讲的流氓军阀张宗昌，当初就是在东北招募了一批马贼和土匪，然后来到内地组建成一支骑兵团，隶属在某革命军旗下。由马贼组成的骑兵团居然在裁军中没有被裁掉，可见革命军的素质如何，能指望他们去打北洋军吗？湖南的谭延闿裁军裁不下去，后来听说黄兴裁军很厉害，就想把黄兴找回湖南去裁那些兵，若是不裁，这些兵祸害乡里的程度就更重了。后来二次革命的时候，也就是江西的李烈钧认真地抵抗了一下，南京的新军只是起哄闹了一下而已，何海鸣那个家伙进行了一番鼓噪，本来已经宣布取消独立了，后来又跟着闹了一下，就是儿戏。至于湖南和广东，真的就是一枪未放，谭延闿戴罪进京了，胡汉民和陈炯明跑了，军队全部都归顺了北洋政府。

这也让我们觉得很奇怪，国民党在刚刚进行的国会选举中可是大胜啊，参众两院都取得多数席位，但为什么等到它真的准备反抗时，却一败涂地呢？革命党的声音的确很大，这毕竟是一场革命。立宪派没主张革命，但他们势力很大。他们想，既然是革命的路线胜出，那就该让革命党说话，基层的士绅也这么认为。选国会议员的时候也是如此，那个时候，包括士绅在内的大多数人对国会议员究竟是干吗的并不清楚，此前选谘议局就不是太明白，现在选国会更是不知道。因此，选到最后选出的都是革命党，而这并不能说明革命党就那么得人心，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很得民心，尤其是当革命党跟帮会搅和到一起的时候，更是让很多人心生反感。所以，一旦袁大总统下了讨伐令，他们就如鸟兽散，崩溃了，根本没有力量。

显然，在此之前，孙中山等人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他们也不会想到革命党的溃败会如此迅速。如果革命党人此前对自己的力量把握得比较准确的话，估计就不会轻率地发动二次革命了，那么宋教仁的案件也就只能由法律来裁决了。

袁世凯这个人

我们再从袁世凯的角度来看看这个问题。历史对袁世凯的诟病当然很多，窃国大盗、复辟元凶，等等。但是，当时为什么要袁世凯来当总统呢？临时政府成立后，一个主要的意向就是说，总统一职是为袁世凯准备的，袁世凯只要一反正，就马上把总统的位置让给他。孙中山回国当总统时也明白自己的作用，就是给袁世凯临时看摊儿，只要袁世凯同意革命，孙中山就退。在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袁世凯有可能同意革命。立宪派和袁世凯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有各种渠道的联系。比如像张謇，这是袁以前的老朋友了，还有段祺瑞，段祺瑞跟严修、杨度等很多立宪派人士有来往，而他们都是袁世凯当时最好的幕僚兼朋友。袁世凯的个人能力也很强，他在晚清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是继李鸿章以后国家最大的一个军事集团的首领——北洋系统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集团，它像淮军集团一样，是一个综合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人才都汇聚一堂的大集团。袁跟这些人关系都非常密切。而且，袁世凯这个人有他厚道的一面，除了跟他有直接政治利益冲突的政敌之外，其他人对他的印象都不错。所以，综合各方面的评价，其实袁世凯的声望是 很不错的，革命党也认为袁世凯能够反正，而且，毕竟清廷之前对他很不义，许他不义就许我不仁嘛，这个事情也放那儿了。况且，袁世凯出山之初，虽然希望清朝皇帝保住帝位，但是他也希望清朝皇帝仅仅是一个虚位皇帝而已，也就是说，他不希望保住满人集团的统治权威，当南方各省都不同意继续保留皇权时，袁世凯也就接受了。当时选汉人皇帝也不大现实啊，朱家人能不能当，在当时且不论有没有戏，即使这个建议得到肯定，技术上也是不可行的——那么多人，可能有几十万上百万姓朱的人都是嫡系，那怎么办？也有万世一系的家族，比如孔家人，但是孔家人不干啊。这些方案当时都提出来过，但是实现不了也没办法，所以，南北相向折中，只有废弃帝制，准备选袁世凯当总统了。

袁世凯的确也有他的问题。比如宋教仁案到底是谁干的，现在已经成千古之谜了；还有北京兵变究竟是谁指使的，这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甚至清朝皇帝的退位，可能袁世凯在其中也耍了阴谋。袁是不是一个爱耍阴谋的人呢？现在这基本已经成了定论，他就是很好权术，但这些事情到底是不是他干的，其实到现在的确找不出什么直接的证据。北京兵变变得很蹊跷，早不变晚不变，为什么偏偏等到迎袁公使来北京后开始兵变呢？齐如山对此有过记录，这个记录我还是相信的，因为齐如山当时还只是个旁观者，与南北两方都无直接联系。他认为这次兵变一点都不像真正的兵变，士兵们对抢劫没有那么高的兴趣，他们缩手缩脚，很像是奉命而为，还得要他来指点一下哪些东西值钱哪些不值钱。所以齐如山还自我调侃，自称当了一次兵变顾问。我也看到过其他的一些证据可以证明这次兵变的确是有人指使，毕竟，袁世凯的前头有一个人，就是他的大公子袁克定。我们发现，很多事情都有袁克定的份儿，但是袁克定干的事情究竟袁世凯知不知道，这个不好说。比如清帝退位的时候，袁克定指使过人往皇宫里边扔*，吓唬他们。也有人说，兵变前夕袁克定多次出面密谋。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整个过程中，其实袁克定忙前忙后张罗了很多事儿。最近我还看到有人在讨论宋教仁案，说武士英牵到了应桂馨，而应桂馨和洪述祖以及赵秉钧有很多的电报往来。不过作者认为，这些电报证明不了洪述祖和赵秉钧就是直接出面干这个的，因为这些电报中没有直接的命令。但是大家想一想，这个应桂馨只是个小小的江苏驻沪巡长，巡长是个很小的官。当年兴办的警察虽然比传统的巡捕房捕快地位要高得多，但是大家仍然认为警察不是什么正当职业，所以警察的社会声望很低。当年北京警察局的巡长也不过是八块钱还是十块钱一个月，那个时候北京一个小学教师每个月就有四十块钱呢。洪述祖作为内务部秘书，赵秉钧当时还是国务总理，他们跟这样一个小巡长之间有这么多的电报往来是干吗？且不论这个电报中到底有哪些内容，但中央的高官跟一个直接指使杀人的小巡长之间有这么多电报往来，这件事情本身就很蹊跷。

所以说，即使宋案不是袁世凯自己授意的，也应该是他手下或身边的人干的，而袁世凯的嫌疑无疑仍然是最大的。也有人说这个事情就是孙中山或者陈其美干的。虽说陈其美能够杀陶成章，但是陈其美杀宋教仁实在没什么道理，他俩确实没有利益冲突，也没有积怨，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时合作得还不错，而这个时候孙中山是有意把国民党的实际权力让与宋教仁行使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的最大嫌疑者还是袁世凯，因为袁世凯可能动这种釜底抽薪的杀心。

以前清朝政府曾评价袁世凯是“有术无学”，就是说他很重视术的这一面。自曾国藩开始，掌握大权的几代汉人官僚逐渐由对道德的尊崇转变为对权术的追逐，因为相比个人通过道德修养来影响他人而言，权术能够立竿见影。这种技术性的权力手段的确很有效，而这就是袁世凯最突出的问题。他在当了总统以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仍然认定中国是实行君主立宪比较好，至少有皇帝会比较好。毕竟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老百姓已经习惯了有一个皇帝。今天我们很难想清这一点，但在当时就是如此。在我们这个伦理型国度，强调的是天地君亲师和忠孝仁义，这些伦理结构其实都是围绕着君主来建构的，孝也是为了忠，一旦君主没了，那么这个重心就会动摇，整个社会的人心就会开始晃。由此会带来许多治理上的问题，比如一些刁民就很难治——没皇帝了就没王法了，那我还怕什么呀。

还有一点，袁世凯很难对他的部下树立权威。曹汝霖曾经提到这样一件事儿，就是袁世凯当总统后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各部的总长总是迟到，一迟到就是一两个小时，以至于会议完全没法开。他们为什么迟到呢？通宵打麻将，这些人明知道第二天要开会，但还是通宵打麻将、赌博。袁世凯想治也治不了，因为他不愿意跟任何人翻脸，于是只好找来当时的警察总监吴炳湘，让他派密探查一查，到底是哪些人常常通宵打麻将。袁世凯要吴炳湘开列一个名单给他，然后袁世凯就可以拿这个名单说事儿。吴炳湘想，谁迟到你就骂谁甚或撤谁的职不就完了吗，何必要我开名单呢？我开名单就得罪了那些人，这些总长你都不敢惹，那我还敢惹吗？于是，吴炳湘在名单上写的第一个人就是段祺瑞。其实段祺瑞不好赌，他喜欢下围棋，他每天只打四圈麻将，不多不少，这个大家都知道，你吴炳湘把他列到第一位不就是胡扯吗？当然，袁世凯看到这个名单也明白，这是吴炳湘不想干了，于是也就只好不了了之了。

真正特别好赌的，比如孙宝琦、梁士诒等，他们原来和袁世凯都是称兄道弟的，现在袁世凯当总统以后，确实不大好意思就直接拍桌子把这些人撤职。他认为，当了皇帝以后，他的权威程度能够提高一点，再牛的人物跟他也是君臣关系，我是君，你是臣下，这样至少在等级上就已经区分开来。袁世凯称帝后还弄出了个“嵩山四友”，就是说徐世昌、赵尔巽等四人可以不向他称臣，但这些人什么权力都没有了，除了徐世昌之外，剩下的几个人都很老。袁世凯玩这一手是想向他人表明，剩下的人都是臣属，都得向他称臣，行跪拜之礼。虽然礼仪上没有做这种规定，但毕竟现在是君臣嘛，人们就会想起传统的君臣关系状态和相应的仪式规定，大家会意识到，以前玩得再好的朋友，一旦现在当了皇帝，两个人肯定不能像以前那样平起平坐。袁世凯希望通过这一做法来强化权威，但我们知道，他最后失败了。

与复辟帝制相关的，是关于共和的问题。这样一个模仿美国建立的当时最先进的制度，其实在应用到中国时，生出了很多很多的矛盾。孙中山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解决，毕竟他只是一个过渡性领袖。而纵使袁世凯是个政治强人，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很多军阀也都被这个问题所困扰。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陈志让讲的，原有的忠诚和服从意识丧失，属下总是发生叛乱。若是某人当了某省或地区的督军，一般都要兼任一个主力师的师长，不然就有被人架空的危险。这种模式会不断向下复制，一个师长要想控制住自己的军队，必须兼任一个主力旅的旅长，而旅长又要兼任一个主力团的团长，循次往下，否则就没戏。这种忠诚问题，在皇帝没有了以后，成了一个*烦。后来吴佩孚也是全力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办法是重建传统秩序，重构三纲五常。也有人引入一些其他元素，比如冯玉祥借助基督教，还有些人借助佛教和道教。其实他们都是想重建传统伦理体系，否则很难保持这个体系的忠诚和正常运转。很明显，这个困惑从上到下都有。后来蒋介石找到了一个主义和一个党，这个党和主义显然是比以前强多了，在某种程度上蒋介石建构了一个忠诚体系，但这个体系远不够牢靠。（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