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兴起的原因

在过去，民教冲突这一块儿是被研究得挺多的，随着“*”的结束，意识形态在学术研究中的影响逐步正常化，很多研究义和团的人开始将研究视野转向了文化冲突，这是八十年代以后兴起的对义和团的一种新解释。今天我们来看，文化冲突肯定是存在的，比如祭祖、拜神、求神演戏，等等。但是这种文化冲突明显是被后来的研究者夸大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当时发生民教冲突的地方很多，但同一时期也有很多地方是相安无事的。基督教的进入，并没有能力在地方上强迫百姓信教，或者强迫一些信奉其他宗教的信徒改宗，申令地方百姓只能信什么不能信什么，这样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谓的西方文化霸权，的确存在。但是，这种霸权并不能强制中国人信教。而且我们还知道，中国人对于文化一直都有比较强的包容心态，表现在宗教上也是如此。中国人对于宗教没有特别的信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虔诚，很多人信教都是有功利心的。任何一种神灵体系在中国人看来可能都是他处理世俗问题的助力，可以来帮他忙的。你灵，我就信你；你不灵，我就去拜其他的神。多信一个神或少信一个神，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在中国人眼里，各种神灵或者宗教信仰体系的区别和边界向来是不清楚的，他们也不愿意分清楚，他们所在乎的，只是这些神灵是不是够厉害，是不是有真本事。正因为有着这样一种实用理性的心理，他们对外来宗教的排斥性也是不强的。

我曾经研究过很多的教案案例，发现在大多数时候，普通百姓和教民其实是能够和谐相处、相安无事的。某些时候彼此之间还相互求助，比如不信教的百姓家里有人生病或是中邪了，他们可能就会去找传教士来搞个驱魔仪式，借助他们那个神来作作法，解决现实问题。对中国人而言，这个很常见啊，只要他觉得你那个神很灵验，就会求上门来，基督教可以，天主教也成，只要你这玩意儿厉害就成。因此，当时老百姓和教会并非一直处在你死我活的状态，当时中国对基督教有较为强烈排斥情绪的，主要是那些儒学正统观念很强、道学气特别重的地方士绅，至于一般的士绅和普通老百姓，其实他们的观念是很含混的。而这些卫道气很浓的绅士，对佛教和道教都很排斥，更何况是纯西方的基督教了。但是这种人其实不多，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宋以后基本就实现了三教合流，三教可以合流，多教也能合流。所以说，义和团之前的中西文化冲突被我们的研究者过度渲染了，特别是在八十年代“文化热”兴起后更是如此。

在翻阅当时的教案卷宗时，我发现了一个倾向：官方从一开始就有意地制造或者说挑起一般民众对传教士的敌意，很多官司的审理过程都是很荒唐的。前面讲过，基督教既没有去挖小孩的眼睛，也不会去挖小孩子的心肝做药，更不会在瘟疫发作期间到水井里下药，而做弥撒的时候肯定不会就是群体*。但是当民众以这样一些罪名将教会告到衙门以后，主审的官员却一直含糊其辞。民方不管在这场官司中是胜还是败，他们从来都无法从官府那里得到一个权威的、正确的解答。他们实在无法想明白，为什么基督教这么灭绝人性，这么荒淫无耻，我们居然还告不赢它！最后口耳相传的解释就是，这些洋人太厉害了，他们可以不讲理。所以每打一次官司，民众和教会之间的仇怨就会增加几分，本来相安无事的人，后来因为官司杠上了，然后就逐渐变得势同水火。官府这边基本没有人主动作出过引导性的解释，在每一场官司中，官府一上来都是偏袒民方，实在不行了，比如受到干预、外国炮舰来威胁或上级来指示的时候，他们才把案情翻过来，最后宣布民方败诉。几乎每一个案例都是这样审下来的，非常荒唐。也就是说，官方一直在利用民间的势力来抵制外国宗教文化的进入，因为公开打压传教士是不行的，条约里面都有清楚的规定，而且中国是弱国，没法公开压制他们的传教活动，于是官方只有借助民间的力量进行阻挡。所以说，民教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掺杂着官方纵容的背景。

当然，官方的纵容仍然只是一个潜在因素，如果没有戊戌之后中国整个政治上的反动，那么这次义和团运动也闹不起来，因为民教冲突大多都是分散的，烈度也不是很大。后来之所以这些分散的势力被聚合成一种力量，很大程度上是与清朝政策的改变有关。当然，这个事情发端在山东，也有其特殊的原因。甲午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确实动了瓜分中国的野心，其中第一个下手的就是德国，德国人非常蛮横地占领了胶州湾，然后还修了胶济铁路。这一举措就更加激化了山东一带的民教冲突。

我们知道，像义和团这样一个历史运动，它出现在山东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源头。主角是谁？最先干的是谁？是本明和尚还是赵三多，还是大刀会？其实他们都有可能第一个吃螃蟹，都有可能参与挑起民教冲突，攻击教士、洋人等的武装或半武装的群体性行为。像大刀会这样半拳半匪的组织，以及一些神拳组织，都有可能参与过最初的义和团的行动。按道理说，民间出现这样一些组织，官府是会镇压的，但是后来政治向后转时，有些人认为，这个时候应该要借助一下民气。老百姓反洋人，我们也反洋人嘛。政治上不反动的时候呢，跟洋人还比较亲近，因为洋人是老师，传教士是老师。变成敌人后呢，洋人的面目就越来越可憎。有的守旧官僚想，我们和民众都反洋人，那么民众就应该是我们的朋友。而最高领导西太后，这个时候得到的信息是洋人对她步步紧逼：第一，不许她废光绪；第二，逼她退位。但她就是因为不肯退位才发动了政变，怎么可能会主动退位呢？所以她也想找一个反抗之道，但国家的军队都朽不能用，新军初建，力量还很薄弱，这个时候下面有人递上折子，说民气可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迎合了西太后的心思。

此外，我前面也讲过，民间长期流传着一个神话，也就是说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老百姓怕官。这样一个所谓的循环神话，在当时对西太后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她的态度就非常犹豫，而她的态度一犹豫，下面就难以控制，地方官难以掌握分寸，就不好办事，义和团也就很快发展起来。而就在此时，这帮人开始出现统一化的倾向，这个倾向倒不是说围绕着一个固定的领导开始聚合，而是说这种传播模式差不多成型，这样扩展起来就十分容易。本来还只是各地分散地行动，但不久之后，许多地方上有势力的士绅也都加入。

义和团的特点

义和拳，或者说后来的义和团之所以能够吸引人去追随，在于他们有一套能够忽悠人的本事。中国人就是这样，无论宗教也罢，气功也罢，必须得有点本事能够马上露两手，这样民众才肯信。以前佛教传入中国时，僧人是露了几手法术把人镇住，然后才开始有人信的。基督教来时，很多传教士都是医生，他能够治病。而义和团就演练刀枪不入，这个也是能够让老百姓看到的、眼见为实的法术。刀枪不入是需要演练的，当时开坛的时候，拳民天天都在演练，通过演练，让老百姓知道。今天看来，当时的刀枪不入的确挺复杂的，在某种程度上，它就像一种气功，但又并不是单纯的气功，它糅杂了许多民间表演技术，比如变戏法什么的。演练的时候，团民们露出肚皮，大刀往肚皮上砍，一砍一个白印，很唬人的。

拳民上法，进入状态，那么这些人就会变成特定的历史人物或者神仙。以前民间教门的信徒想变成神灵，一般是由师傅带进去的。但是现在的拳民要想变成神灵，一般不用师傅带，只需从师傅那儿学会怎么进入状态，就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变成各种神灵。这些神灵一般不是来自某种特定的宗教，而更多的是来自民间的小说戏剧人物，甚至可以说，几乎全是小说人物，比如《三国》里头的关张赵马，《西游记》里头的悟空八戒等。当时出现孙悟空的频率跟出现八戒的差不了多少，很多农民喜欢当八戒，一上法都成八戒了，然后学八戒状，比如拱地啊，翻跟头啊，各种动作都能做出来。当然，还有的是什么黄天霸、黄三泰，甚或是穆桂英、杨家将什么的，不一而足。只要当时曾在戏曲小说里出现过的英雄人物，都会成为拳民们希望比附的神灵。我曾经统计过，比如三国人物，团民喜欢的，基本都是出自蜀汉，也就是刘备麾下的人物，曹操麾下的大将一个都没有，甚至连吴国的人物，周瑜、黄盖之类的大将都没有。这就说明团民的选择都有一定的倾向性，一旦得到官方的半肯定之后，就会刻意强调自己的正统性。我们知道，在民间流传的《三国演义》之中，蜀汉是正统，而这种正统叙事是被老百姓所接受的。虽然就具体的历史情境来说，曹魏正统可能更合理一点，但那是历史，老百姓接受的是小说和戏剧里的说法。此外，当时扮演反叛人物的也很少，很少有人会说自己是宋江、李逵的，只有武松例外，因为武松在山东是一个很特殊的角色。在山东快书里，水浒其实讲的就是武二郎的故事。总之，除了武松，在当时基本没有什么反叛性人物出场，因为他们自认为都是忠臣，要扶清灭洋。所以，他们一方面延续了正统，一方面还要表明自己是朝廷的忠臣。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另一个问题，我们很多研究者都认为义和团是由白莲教的支脉传续过来的。他们始终无法解释，为何义和团的势力进入北京以后，特别热衷于抓白莲教。虽然其中被抓的人很多跟白莲教没什么联系，但义和团似乎是想通过这一举动证明它和白莲教没什么瓜葛，虽然他们拿出来骗人的那些法术可能跟白莲教有一定的渊源，但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是白莲教，而且一直坚信白莲教是反动组织，自认为肩负着要帮助朝廷消灭白莲教的使命，以此强调自己的正统性。对于义和团而言，这些原本无意识的东西多了以后，这个组织本身附着上许多的政治倾向，并随着历史发展逐渐暴露出来。

有宗教性质的民间团体借助气功的魅力来进行传播，这种方式在中国真的是一种文化特色。义和团搞过一次，后来红枪会又搞了一次，它们的形式真的都差不了多少，只是每个阶段的老师都不太一样。义和团的法术都是由老师来传播，当时这些老师走村串巷，在一个地方传完了，就到下一个地方。义和团组织中的领袖是大师兄，就是每个坛的负责人，而老师就是负责传法术的，也就是类似于我们后来说的那些气功大师。但他们传授的是真正的气功吗？他们真的热衷于干这种事情吗？其实也不一定。一般来说，干这种事的人，都怀揣一些现实的经济目的，他传授神功并不是自传。传完之后呢，会有一部分人声称产生许多奇异的感觉，还有一些人没有特别的感受，但会装疯魔，这种情况在坛口的演练中是非常常见的。义和团更多的行为不是去直接和教会发生冲突，他们在平时就是喜欢这么折腾，同时也通过这种形式动员更多的人参加。

到了一定程度以后，西太后就觉得这些人是义民了，经过亲信大臣的“实地考察”，也相信他们真的有刀枪不入的法术了。这时候，团民就更加疯狂，进入疯狂状态以后，这个事情就变得很费解。他们居然开始公开表演这类所谓的刀枪不入法术，他们不再玩以前那些骗人的小把戏，而是真的相信自己能够刀枪不入了，真的就拿火枪往身上打。这种事发生过很多次，每次实验的结果，就是这些神功的迷信者被火枪哐的一声，在身上打出个大洞。还有些人疯疯癫癫地跑到清军的军营门前，要清军拿洋枪测试他们刀枪不入的法术，对方告诉他别打了，但他非要坚持，结果打一枪，人也就死了。到了战场，真的跟洋兵打的时候，比如进北京后要攻打使馆区和教堂时，人家那边有枪，而且还真的往这边放枪，这个时候就是刀枪皆入了——一扫一大排，然后后面的就哗哗地全跑了。死的第一批人，也就是敢冲在最前面的人，他们的勇敢其实都是建立在这种迷信上面，真的相信自己不可能被人打死。但是后面的人对这种神功可能只是将信将疑的，见到前面的人倒了，他们自然也就都跑了。

这玩意儿不是挺厉害的吗，怎么还是没用呢？这个时候，义和团就开始编出其他的解释了。第一个，就是要求有配合。就是说，我的法术需要你们的配合，不配合不行。怎么配合呢？要想让我们把洋人的枪炮闭住，你们就得先把自家的烟囱，用红纸盖上，而且得听义和团的号令，在某个时刻一起盖上。当时北京天津天天折腾这个事儿，老百姓听到义和团的号令就上房盖烟囱，真的是不胜其扰。还有就是要求义和团在和洋人交战时，妇女不能梳妆打扮，出来时不能穿得太漂亮，必须披头散发，不能洗脸，不能梳头，裹脚的出来时要放脚。义和团又说，洋人也有功夫，义和团的法术挺厉害的，但就是怕女人，那些被洋人打倒的拳民，都是因为头天晚上跟女人睡了觉，破了色戒的，所以就不行了。但这个也会被人揭穿，有些人明明就没睡啊，所以这个解释很快也被放弃。义和团又进一步说对方很厉害，因为洋人的每一门炮上都骑着一个裸体女人，这样就可以破除义和团的法术。还有一种说法，是说西什库教堂的主教法国人樊国梁有种法术，他挥舞着一个用女人阴毛编织成的“旄头”在指挥，而且西什库的围墙上贴了好些女人的*，险恶的洋人用女人的下体破了义和团的神功，所以义和团败给了洋兵。义和团仍坚称自己有破解的招数，他们认为要以毒攻毒，以阴制阴，就是也把女人派上去，于是天津的义和团请出了黄莲圣母。现在很多电视剧把红灯照吹得神乎其神，其实很多都是瞎掰。根本就没有红灯照这个组织，红灯照就是一个传说，传说有女孩子，可以平地飞升，到处放火。而黄莲圣母其实就是一个船妓，为什么会把一个船妓奉为圣母呢？因为船妓是最低等的妓女，当时他们就想找一个最脏的妓女以毒攻毒，你们洋人那边搞女人，我们这边也搞一个，而且更脏，找这种最脏的来跟你对抗。中国封建传统都认为女人是不洁的，妓女就更不干净。黄莲圣母之所以存在，其实就是基于这种传言，她是要作为一种象征来跟洋人对抗的。但是后来的研究者更荒唐，为了配合意识形态的说教，硬是把黄莲圣母的横空出世解释为妇女解放，这唱的是哪一出啊！义和团对女性其实抱有极端的歧视，捧出“圣母”，不过是为了利用。天津是黄莲圣母，北京是金刀圣母，但是都没用——男的不行了，就指望靠女人身体的想象来建功立业，这肯定是没用的妄想。

其实，好多义和团的法术都是蒙人的。什么望空一挥手，然后前方一片地就全着火了，其实，义和团早就派人去浇好洋油了，然后这边煞有介事地作法，扔根划着的火柴棒过去，然后就真着了。这种破事儿在今天肯定大家都看得穿，但在当时确实把很多人都蒙了。然而，一旦真正和洋人对阵，这些鬼把戏就都不中用。所以后来八国联军来攻城时，西太后已经明白，她自己被义和团蒙了，却已经骑虎难下，所以后来就尝试着和解。我们后来的研究者又抓住这个大做文章，说为什么义和团打不下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呢，因为西太后在后方变招了，往使馆里送西瓜、冰块和食物了。其实是因为西太后已经知道义和团不行了，只能赶快给自己留点后路。但是，此时已经晚了，西方国家的大军已经出动，他们不可能再善罢甘休的。

关于西太后，且不论政治立场如何，她其实一直是个很明智的统治者。但她有个最大的弱点，就是在国家利益和个人权位之间，总是选择个人权位。最初她选择义和团，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她自己也明白，支持这样起自民间的群体来折腾，后患无穷。的确，义和团进京后，全城都乱套了，各处的衙门都被义和团占领了，而义和团实际上成了端亲王载漪这样一些顽固派的工具——载漪等人想借着义和团的力量来整肃政敌，看谁不爽，就派义和团去整谁。西太后也不是不知道这些乱民进了北京会是怎样的局面，但她太想保住她的权位了，火烧眉毛了，以后再说吧，现在只能顾眼前。在抵制洋人和维持秩序之间，她选择了前者。但是，最后才发现这些拳民根本抵抗不了洋人，他们在见识了洋枪洋炮的厉害，发现所谓的神功根本不管用之后，就如鸟兽散了。西太后的选择，背后也有朝廷顽固派的支持，当初戊戌政变就有他们的运作，此时他们就更活跃了。顽固派尽管落后保守，而且头脑冬烘，但代表了中国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一股势力，他们抗拒西方，不肯进入西方的世界。最初，他们的武器还是仁义忠信，觉得这东西可以作为干戈舟楫。可是，此时他们知道孔夫子的家底已经不行了，只能乞灵于民间的法宝，民间的勇气。

这种民众的抵抗真的就是一种神话。一些人喜欢质问这一块的历史研究者：你到底站在义和团这边，还是八国联军这边？其实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不是要挑边站，批评义和团，决不意味着就支持八国联军。但是八国联军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有必要先放下民族主义情结来看问题。如果你威胁到了人家的使馆，那么人家更会出兵了。其实当时西方对于中国发生这样的问题是很震惊的，当时欧洲两大阵营已经开始形成，正积极备战，他们作出联合出兵的选择，难免有些尴尬和无奈。他们想不到，中国一直向西方学习，到这个时候会突然来了个大倒退。所以说，上面那个问题本身就是很荒唐的。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真的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选择么？这个选择题本身就有问题。

东南互保

所以说，到了义和团运动后期，清政府已经出现了很大的混乱局面，而就在这个时候，“东南互保”出现了。我们过去对东南互保评价很低，认为是一帮投降派督抚没有执行中央的命令。现在感觉研究有些解冻，对东南互保的评价稍微高了一点，至少史学界可以正面研究它了。对此，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为什么这些督抚会有这样的举措，他们为何不接受中央的命令？朝廷要求督抚跟外国决裂，这些督抚却继续跟外国合作，你要杀教民我不杀，你要打教堂我不打。东南互保其实不仅仅局限于东南，袁世凯到山东担任巡抚以后，也加入了这一体系。也就是说，只要地方督抚有一点开明迹象，他就会加入这一阵营。毕竟洋务运动搞了那么长的时间，国家还是培养出了一批相对理性的官僚，尽管他们可能也对西方国家没什么好感，但他们都知道义和团只是一帮乌合之众。刘坤一和张之洞是东南互保的最初发起者，但这个发起的背后其实是受到了一帮地方绅商的鼓动。这帮绅商最早有这个动议，并且在西方领事和地方督抚之间穿针引线，各方联络。地方督抚既有相当的空间可以不受中央制衡，也有大批的幕僚精英从旁协助。我们讲过，曾左李以降，督抚专权，地方势力崛起，他们就有了抗衡中央的实力。而且，地方的崛起不仅仅是地方督抚的崛起，还有地方士绅的崛起，特别是太平天国以后，他们的势力也逐渐壮大。这一时期已经到了可以影响地方督抚的程度，比如像赵凤昌这些人就是在背后东奔西走、穿针引线，最后还真就把这事儿搞成了。到后来，东南互保的范围越来越大，事实上保护了中国的大半江山不受荼毒。当时据说有人给张之洞起草奏折，称自己不愿意执行朝廷的命令，开始是说“臣待罪东南，不敢奉诏”。后来张之洞想吓唬一下这个西太后，把奏折改成了“臣坐拥东南，死不奉诏”。当然这个是传言了，但这个故事反映出东南士绅们的抗命心态。后来西太后跑到西安以后，其实也肯定了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行动，认为他们做得对。也就是说，西太后在下罪己诏的时候，其实不仅真正地认了错儿，还对这些人表达了感谢。我们还必须知道，虽然西太后到了西安，但这些抗命提出东南互保的地方督抚们仍然支持她。本来八国联军进入中国后，首先希望惩处的人就是西太后，但等他们打进北京城以后才发现，包括参与东南互保的各地督抚依然维护西太后的地位，所以他们只能改变主意，最终把她从黑名单上剔除了。

从东南互保这一事实其实也能看出，义和团并没有多大的力量。我们知道，山东是义和团的发祥地和大本营，拳民中最多的就是山东人，而且这里民风强悍，习武的人本来就很多，所以真会两下子的练家子也不少。但是，在袁世凯被派往山东当巡抚后，很快就把这些拳民势力清理干净了，而且他的镇压还是发生在西太后称赞义和团是“义民”的情况下。袁世凯要么把拳民就地遣散，要么就让他们上前线，去北京、天津和洋人打去，谁敢待在山东他就剿灭谁，结果，就整干净了。所以，如果政府想剿灭义和团的话，其实并不难，它真的没什么特别的力量。我们过去研究义和团，研究农民起义时，总有一种不好的导向，就是一种机械的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人民是了不起的，所以，没有人敢轻视人民的力量。的确，我们现在也不能轻视人民的力量，但是，人民的力量要想被整合和发挥出来，必须要通过一系列的机制，靠义和团这样的低效能组织是没戏的。每次农民起义能够成事，一般都是由于有地方精英的加入，比如太平天国起义；而武装群体之所以能够成事，在于这一群体中有熟练的武装人员的加入，比如明末陕北的起义，就是因为裹挟了大量劲悍的边军戍卒。农民揭竿起事必须要具备一些条件，不能不讲条件地认为他们都很厉害。而像义和团这样的自发性组织，当时根本不具备这些条件。我曾经看到过一些材料，义和团成员并不像费正清考察的那样，排斥洋枪洋炮，他们曾经去抢清军的枪炮，而且也抢来一部分了，但是都不会用，偶尔用一下，又觉得枪炮的声音太响了，就不想打了。而且，如果有人精通战场指挥还好，但是他们都只会点气功，对这些现代的作战方式一窍不通，所以没办法成事。

义和团失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这场战争之后，中国的结局是很悲惨的，签订了《辛丑条约》。而且，签这个条约还得等李鸿章来，西方人只愿意和李鸿章谈，中国这边也只能派出李鸿章来谈。北京城里的旗人在此前是很希望义和团闹的，然而他们同时也表现出了很强的对于侵略者的归顺态度。庚子以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他们的确对敌人非常归顺。有一个英国记者曾经描述了战乱之后北京城的境况，他写道，一个旗人贵族在战后居然找到他，要把他们家最漂亮的一个女孩儿送给他，希望这个英国记者能够保护这个大家庭。由此可以想象，当时的旗人贵族对占领军的恐惧以及由此生出的归顺心态有多重。还有很多人拼命地去找洋文书，现学现用，用洋文写上一些小旗插在家门口。如果家处英占区，就用英文写“大英国顺民”，如果是日占区，就用日文写“大日本国顺民”。这个真的一点儿都不夸张。

这个时候，旗人们像大旱盼云霓一样盼着李鸿章北来，以前骂他骂得最凶的，比如骂他是卖国贼的人现在都希望他来。李鸿章幸亏是在义和团闹得最乱的时候离开了北京，否则义和团闹起来的时候，估计西太后也保不住他。西太后还算是有一点良知的，她的报恩思想特别重，从来都不处罚那些中兴名臣，大家不信可以去查。包括像李鸿章被人骂得那样狠，最后还是被派到两广当总督去了，为了避祸。西太后的这一做法还是埋了伏笔，可能就是想着一旦闹砸了，到时候还能让李鸿章出来收拾乱摊子。甲午以后，李鸿章一直被骂，他的压力也是一直很大的。但在这个时候，李鸿章真的不负众望，来了，来主持对西方国家的谈判。

这次谈判谈得很艰难，就跟甲午战争后去跟日本人谈《马关条约》一样，其实李鸿章是没有什么本钱的，不过，至少他没有让西太后进一步受窘。但是，《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象征，基本是所剩无几了。第一，使馆区可以驻兵。我们不要以为之前使馆就能驻兵的，其实以前一直不能。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闹义和团的时候，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里有正规军的士兵呢？那是因为西方各国看到义和团闹起来以后，觉得安全受到了威胁，就临时派进去了少部分军队。第二次再往里派军，就是西摩尔联军，但他们当时没有到达使馆区，因为途中被清军阻截了。所以，此前西方国家的确在使馆区没有驻军的权力。就跟现在国际公法规定的一样，甲国在乙国的使馆，所在土地的主权仍应是属于乙国的，只是使用权让渡给了甲国，而且乙国不能随便进入，以示对甲国国家主权的尊重。另外，保卫工作主要是由乙国提供，但甲国也能够派出一定名额的非现役的安全人员保护使馆工作人员的安全。但当时中国怎么可能提供得了保卫呢？当时攻打使馆区的除了义和团，主要就是清军了。所以，西方国家提出了驻兵要求。这一规定后来使得西方国家的使馆区成为标准的军事占领区了，使馆地界属于你国领土和你国在这里驻军，这是不同的概念。第二，从天津到山海关一线，外国军队可以驻扎。天津大沽炮台被全部毁掉，天津作为北京城的门户，自此一线洞开，中国军队不得在此驻扎。后来北洋军只能以警察的名义驻扎在那儿。所以，天津警察在当时是很厉害的，他们虽然穿着警察制服，却都是正规军队。后来张勋复辟，段祺瑞准备在马厂誓师时，第一件事就是把警察局占了，把警察都招呼过来，这些警察就是兵。我们还可以想想，为什么后来卢沟桥事变发生在卢沟桥，不是山海关，就是因为日本在这个地方是可以合法驻军的。

最后就是老一套的赔款了。但这次赔款与以前不同，它是专门惩罚和侮辱中国人的——你四亿人都是混蛋，所以每人赔一两银子，然后西方国家按照义和团运动期间各国损失的大小和各国出兵多少进行分摊。当时的中国，岁入刚刚接近一亿两，经过这种大乱以后，已经极其残破了，户部银库也被八国联军抢了。这么多银子，怎么赔？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关税和盐税，都抵押了出去。不仅如此，各省也有各自的赔款，特别是那些杀教民和杀洋人比较多的省，赔款数额也是巨大。但在此期间也有亮点，就是当时的新教传教士，主要是美国的新教传教士，他们一直在各国之间进行斡旋，对帮助中国人而言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们的努力主要在于：第一，要求列强不能惩罚所有的中国人；第二，认为应该对中国人进行教育，而不是单纯的惩罚；第三，鼓动各国尽可能地减少中国各省需要负担的赔款。尽管新教的教堂和教士在拳乱期间也遭受了残害，但新教教会基本都放弃了赔款要求。相反，他们还在各国国内组织了很多捐款，以救济品的名义送到中国遭受兵灾的各个地方。所以，义和团之后，新教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中间得分很高，国人对它的印象很好。后来美国第一个退还庚款，这个其实也是新教传教士推动的。

但是，这个退款不能直接退给中国政府，于是美国人就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中国政府把赔款拨给美国，美国再把钱拨还给基金会，然后专门培训中国人到美国留学，每年一百来人。庚子赔款生其实生活都挺优裕的，因为这些钱都由基金会拨付。到民国时期，退还庚款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运动，不仅美国退，其他各国也都在退，那个时候成立了许多诸如中法大学、中英大学之类的高等教育学府，这些都是用退还的庚款办的。但是各国之间，有的退得多，有的退得少，有的退得很实在，有的退得一点也不实在。最不实在的就是日本，日本退还的庚款全都给了那些在华的跟日本有关的团体，而这些团体都是为日本人办事的。所以，其实日本人退来退去，还是退到了自己头上，但从名义上讲，它也退了。庚款退得最彻底的是美国人，它真的就是一分钱没要，据说现在基金会还在运作，只不过退回的钱都是给台湾新竹的那个清华大学，不往我们这里退。当然，这中间也有好多的陈年旧账，因为很多美国人资助的教会大学，比如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后来都被无条件没收了。

还有个大问题需要我们正视。评价义和团的功绩时，我们常常说义和团粉碎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美梦。这话从哪里来的呢？是八国联军主帅瓦德西说的。瓦德西称，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足够的国力和财力去统治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的这个国家。瓦德西确实是这样说了，但是我从瓦德西的日记里真的看不出他对中国人有什么尊重之处，他还是很看不起中国的。但是，为什么经此一役之后，十一国列强并没有把中国彻底瓜分了呢？我觉得这的确是个问题，但在解释这个问题时不能以此夸大义和团的作用。因为西方国家本身就有多面性，这个多面性在很多时候都会折射出不同的统治策略。一方面，他们的确不希望中国好，对他们而言，让中国保持孱弱更便于掠夺和奴役。列强掠夺中国、盘剥中国，这是事实。但是，西方国家一直在进步，到义和团的时候，西方国家整体的文明水平已经相当进步了，第一国际� ��第二国际已经相继出现，在第二国际建成之前，工人运动的发展其实就是文明进步的一部分。这个时候，西方国家国内的许多政治家已经开始对以往的殖民政策进行反思和批判，处理国家间事务时的道德水准跟以往已经不一样了，*裸地去殖民、去瓜分一个大国到这个时候并不时髦了。

其次，虽然说德国人瓦德西是八国联军的主帅，但是德国的实力毕竟不济，只不过因为它在义和团运动中受损最厉害（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了），自认为最冤，故而选德国人做统帅。其实当时出兵最多的，一个是俄国，一个是日本。美国出兵也不少，但是，美国人相对扮演了一个文明的角色，美国在此时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对以往的殖民政策是一种反动。当然，你们也可以解释成，因为此时美国经济实力最强大，门户开放可以使它不通过占领其他国家任何一块土地就能获取利益。但客观上来讲，美国的政策确实比殖民主义更文明一点。

而出兵最多的俄国和日本则是各怀鬼胎，不久以后就发生了日俄战争，它们是中国的近邻，对中国有强烈的领土野心，所以彼此有激烈的竞争。只不过日本人当时表现得比较文明，占领之后也做了很多公益的事业，比如修筑公厕，还就此制定各种规章，比如不允许随地大小便等。之前的北京城从来都是污水横流，也没有下水道，只有一条大沟，这沟是由满人管理，但满人又不干事，每年只清理一次，总之是一塌糊涂。这个改观就是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开始的，后来新政接上这个茬，开始置办警察和公共卫生系统，北京人这个时候才懂得了不能随地大小便的道理。日本在中国的占领装出了文明的倾向，所以后来在日俄战争中，中国的舆论大都是站在日本那边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