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能光签你自己的名字，钢铁厂你要多签几个名，人多了北京市委和中央才会重视。”南施显说。

“好，我这就找他们去！”王大力转身向炉台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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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写了信了？”刘炳坤问。

“写了，你看，签不签名？”王大力递过那封信。

“签，哥们哪能不签啊，正确向上级反映咱们的困难，有什么不对，何况社论上也说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刘炳坤很快签上名，又叫来鲜可欣。

鲜可欣也立即签上名。“你说，咱们还找谁签啊？”王大力问。

“找赵亮去，他老婆调到北京了，瞧他一天没魂似地，早就想回北京了，让他签肯定签！”刘炳坤说。

二人到卷扬机室找到赵亮，王大力说了说事情经过，然后把那封信纸递过去，赵亮想了想，也签上名。

王大力和刘炳坤下了炉台，然后把那封信递给曹布衣。曹布衣拿过信纸，见有四人签名，高兴说：“你们厂四个再加上我们四五个，差不多了。不知吉凶如何，有没有危险，这是第一封信，我们托人送进北京市委和中央，如果此事有反应有答复了，咱们再商量下一步，如果砸了，咱们也不用害怕，顶多座几年大牢。”

“咱没写什么，至于吗？”刘炳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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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们儿，那信寄出去了吗？”赵亮又问王大力。

“托人送到市委和中央了。”王大力说。

“你说，咱们那信没有什么违法的吧？”

“有什么违法的，信你在签名时都看了，有违法的，先抓你！”王大力说。

“怎么先抓我啊，信又不是我写，我只签了个名。”赵亮狡辩说。

“我和刘炳坤，鲜可欣三人都证明是你写的，把你证个死，你一人不能说过我们三人吧？”王大力耍笑他。

“哥们，咱可是一个学校，一个村插队的，一块混这么多年了，这可不是小事，你可千万别在这事上给我下硬茬子，如果真出了事就不是小事，我是有老婆有孩子的人，不能出事的。”赵亮诉起苦衷。

“既然你这么怕出事，当时你不会不签名。”

“能不签吗，你和刘炳坤拿着信来了，上面已经有几个知青签名了，又有你，刘炳坤和鲜可欣的签名，哥们哪能不签啊，不签，不证明自己怕事，耸包子吗？更何况是为自己的事啊。”

“没事的，咱写那信就是反映一下咱们的困难，你说，你不想调回北京？”

“想呀，做梦都想。”赵亮说。

“我想，你肯定也想，你老婆在北京，你在忻县扛着，你就不怕老婆跟上别人？不担心吗，赵师傅？”王大力拍了拍赵亮肩头。

“你别胡说了，我老婆不至于。”

“不至于，那个枝子上的红杏出墙，是没墙还是墙不高？拦不住的，有墙拦着，红杏都能出墙，何况你这个千里之外，看不见摸不着呢，人家不明着出墙，来个暗地里出墙，让你绿帽子反着戴，绿面扣头发上，自己觉得窝心。”

“你胡扯什么啊，咱那封信真没事？”赵亮又把话扯了回来。

“没事，能有什么事啊，向上级反映反映咱的事，就是有事能算违法么。”王大力说。

一个月后，曹布衣又找到王大力，说：“北京市委给回信了，内容是：你们寄来的信收到了，市委很重视，需要研究一下，然后上报中央，你们要在当地单位继续工作，等我们的答复。”

王大力忙问：“研究什么，是让回还是不让回，什么意思啊？”

曹布衣说：“也说不准，我和南施显几个碰了一下头，觉得市委回的这封信有点意思，含有深意，咱们各单位的知青要碰碰头，星期天到中学我那个宿舍开个会，你们钢铁厂去俩人就行了，各单位都去一两人研究研究，想想下步该怎么走。”

王大力和刘炳坤说了说，刘炳坤说：“星期天咱俩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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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是这样的，”曹布衣扶了扶眼镜说：“咱们碰个头，都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咱们在第一封信上都签了名，也就是表示同意第一封信的内容，如果现在有改变主意的，可以退出！”

等了片刻，无人言语。曹布衣接着说：“咱们第一封信送到北京市委和中央，市委有了回信，证明咱们的要求是合理的，有答复就有希望，咱们这个会不是秘密组织，但也不能太公开，咱们现在说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再写第二封，语气强烈些，签名的人要多！”人们异口同声地说。

王大力坐在教室的后面，总觉得这场面有点像共产党早期时开秘密会议的样子，便没有吱声。

十来个人议论了一会儿，曹布衣说：“咱们现在再重新起个稿吧，作为第二封信。”

“对，对”众人争说。

“不能和第一封相同吧，我觉得应该讲一些困难，在山西回不了北京的困难，这些讲的多些，让领导看了产生恻隐之心，也许能让咱们回去！”王大力说。

“也可以，只不过你先起个稿吧？”曹布衣说。

“我觉得，这起稿应该找那些两地生活，单身，丧偶带小孩的插队知青写，因为他们感触最深。”王大力说。

“对，对，他们感触最深，老婆在北京，他在山西放心不下，温柔不成啊！”不知哪个男知青吼了一嗓子。

“先别开玩笑，先把这第二篇请愿信写出来吧！”刘炳坤说，于是南施显便在课桌上摊开纸，记录起大家东一句，西一句的话，最后去繁就简，去粗取精，撰合成了一封痛说查对困难，在山西工厂困难，坚决要求回北京的信。

信写完，曹布衣给大家念了一遍，全体通过，然后说过两天他刻一张蜡板，把信的内容印出，印他几百份，争取发到忻县每个知青手里一份，另外每个单位让单位的北京知青凡是想回京的，都在那封信后单独的一张纸上集中签名，然后集中寄到北京市委和中央。

消息很快在忻县知青中传开，不管是企业工厂，还是商业银行，百货商店卖菜的，凡是知青，都在交头接耳地议论这件事。并有传说：第一封给北京市委和中央的信，已收到北京市委和中央的回信了，说研究研究后便让知青回京，凡是签上名的便让回，不签名的，证明他没有回京要求，便不让回来。

知青们一听，谁不想回北京啊，回北京的大好事，哪能落下这个空挡，何况众人都签了名，有事随大拨，便也都一个跟一个都签了名。消息越传越远，几天工夫，定襄，代县的北京知青也来问情况了，也签了名。又过几天，晋南临汾运城的知青也来联系了，一月下来，全省的知青有老大一部分都签了名。

第二封信送出后，久久没有回信。王大力问曹布衣：“到底怎么回事，是成还是不成，总要有个回信呀？”

曹布衣说：“难办，前几天北京来了两个人调查，到几个工厂，商店，学校秘密地看看那里知青工作和生活的状况，在县委呆了两天，便回京了。

去北京的知青到北京市知青办和信访局去问，工作人员回答他们政策还是以前的政策，已在当地分配工作的要想回北京，只有顶替他父母退休的岗位，村里仍然在插队的，政策略宽一些，身体有大病的，家里父母身边无子女的，可以回京，其余的不行。”

王大力一琢磨，够呛，自己已经分配了工作，父亲去世了，母亲又无工作，顶替谁去，无可顶替呀。算了，这事可能没谱了，心里便把这事搁下，该吃饭吃饭，该上班上班。

这样过了半个月，刘炳坤突然找到他说：“曹布衣让咱们去他那开会呢，咱们去吧。”

王大力便和刘炳坤赶到学校。一到学校，以前那十几个人陆续也赶到了，曹布衣待大家来齐后说：“同学们，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中国革命为什么取得成功，因为共产党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克服困难的决心。

咱们第二封信送出去两个月了，到现在也没回音，不是北京市委和中央没有考虑咱们的事，而是暗地里前些日子派两个人来调查过了，咱们忻县知青接着道北京知青办和信访局问去了，人家回答政策还是老政策，没变。”

“也就是说，还不让咱们回北京！”南施显接上话说。

“那咋办啊？”

“看来，就是咱们命苦，一块来山西插队的，一半都想各种办法回北京了，就咱们回不去！”一起开会的人唉声叹气起来。

曹布衣摆了一下手让大家安静下来，接着说：“我这样看啊，既然第一封信给咱们回了信，并说开会研究一下，就说明北京市委和中央重视咱们回北京这个问题了。第二封信虽然没给咱们回信，但派了人来调查，说明他们研究了，现在暂时政策还没变，咱们要想办法让他政策改变一下啊。

我建议，咱们来个行动。忻县的知青一齐到县委去请愿，要求回北京，人家云南，东北的知青都是这么干的，结果都回去了，咱们也这样，大家同意不同意？”

“同意！”虽然有人附和，但是人不多。

“怎么不敢到县委情愿，怕什么？”南施显问。

“我们都是拖家带口的，有孩子，怎么去啊？”

“万一到县委请愿，北京没回去，这里单位又给开除了，怎么办？”有几个人担忧起来。

“有孩子才好办，可以抱着孩子去，万一警察抓人，也不会抓抱小孩的人呀！”霍七中大声说。

人们经曹布衣的反复鼓动，土气慢慢又高昂起来，大家一致决定，星期一早上八点半，知青全到县委大院楼前集合。

会要结束时，曹布衣说：“咱这事我们校长知道了，和我严厉地谈了话，说这种会以后绝对不允许在学校召开，如果发现再在这里召开，便将我从学校除名。同学们，哪位有个安静，僻静的地方，下次咱们到他那去开会。”

“到我那吧，以前我在县城租的房还没退呢！”刘炳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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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大院坐了几百知青，有抱孩子的，有单个来的，男女都有。有拿着小凳子坐着的，有坐地上的，还有站在边边角角的，满满拥拥，把县委大院几乎坐满了。

县委上班办公的人员都从窗户探出头看，议论纷纷，指指点点。九点钟，县委书记和县长出来了，曹布衣和南施显上前递上请求回北京的信，县委书记只看了看便递给身旁的县长，县长曹草草浏览了一下，又交给县委书记。

五十来岁的县委书记清了清喉咙说：“同学们，你们的请求我们看了，我们对你们的要求也表示同情，可是我们只是个县委，解决不了你们这么大的事，如果你们在忻县工作生活中有什么困难，向我们反应，我们一定积极努力地给你们解决。但是你们要求回北京的事，确实我们县委解决不了！”县委书记边讲边露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知青中也有人低声议论了：“是啊，县长哪能解决咱们回北京的事啊。”“他同意咱回北京，北京也不给上路口啊。”“别难为人家了，咱在忻县，人家对咱也不赖。”

曹布衣和南施显见状，便互相点了下头，曹布衣说：“咱们应该让县长和县委书记把咱们的请求向上级反映反映，是不是？”

“请书记和县长向上级反映我们要求回北京的请求！”霍七中带头喊了起来。

“我们一定向上级反映，你们不说，我们也定会向上级反映的！”县长大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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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县委情愿后，知青代表又开了两次会，会议是在刘炳坤在忻县的出租房中开的，房东问：“炳坤，咋来这多人？”

“都是我们厂的，来玩牌的。”刘炳坤撒谎说。

“怎么还有女的？”房东继续问。

“女的也喜欢玩牌。”刘炳坤支应道。

知青代表开会时决定：光在忻县请愿不行，同时也要派代表去北京知青办，北京市市委，国务院信访局去反映知青要回北京的事。

派谁呢，霍七中和刘炳坤主动要求去，便委派他们代表忻县要求回北京的知青，去北京和国务院信访局去递交请求回北京的信件。

刘炳坤回到北京，父亲问他：“去劳改农场调动的事有消息没有，我那个老下级怎么一直没给我讯呀？”

刘炳坤这才想起，自己已有些日子没和那位给自己调动劳改农场的叔叔联系了，也一直没有接到调动的消息，便想趁这次回北京找他问问调动的事进展怎样。

第二天，刘炳坤和霍七中去市委知青办，市信访局，交了要求调回北京的集体签名信，并向他们说明已在忻县县委集体情愿。

第三天，又去国务院信访局交了信件和说了到县委集体请愿的事。

第四天，刘炳坤便去劳改农场找那位帮他调动的叔叔。这位劳改农场的副场长，一见刘炳坤便说：“从山西回来的？”

“嗯，我问问来这农场的事？”

“是这样，本来我已经着手给你办这事了，可是我听到消息说你们那山西知青在闹呢，北京市可能要允许一部分人回来，你可能也是其中。”

“叔叔，都是哪些人可以回京？”刘炳坤忙问。

“什么两地生活的啊，没结婚的啊，丧偶的啊。我不是太清楚，但是听这么一耳朵，不知可靠不可靠。我想如果这个政策下来，你便可以顺顺当当调到市里，就不必来这个离城一百多里远的农场了，你就是两地生活吗？”

“如果这政策下不来呢？”刘炳坤问。

“那咱们接着办往农场调的事啊，我现在才五十岁，又不是过两年就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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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农场的事凉了！”刘炳坤对父亲讲了他那位老下级副场长的话。

“真的，山西知青两地生活的能调回来？”刘炳坤的父亲大感兴奋。

“我估计可能，因为我们集体签名向北京市委要求返回北京，也找了中央，还到县委集体情愿去了。”刘炳坤心里得意，便把这些时候的事一股脑说出。

刘炳坤的父亲开始还平静地听着，听到他们集体到县委情愿后，“啪”地拍了下桌子，站了起来，怒声道：“请什么愿啊，你们向共产党请愿，你们反了！”

“我们又没反政府，我们只要求回北京啊！”刘炳坤没料到父亲如此愤怒，忙解释。

“你们有要求，写封信就可以了，还集体请愿，影响多不好，你们保证没有坏人趁机闹事吗？！”

“我们都是知青啊，怎么成了坏人？”刘炳坤不服。

“我看，你们这样闹事，都该抓起来！”刘炳坤的父亲脸色灰白。（未完待续）